一開始我們就注意到，張承誌在書中反複強調，他真正要表達的並不隻是宗教。他許諾：“我還將正式描寫我終於找到的人道主義”，“這種人道主義要遠比中國那些知識階級廉價拍賣的貨真價實”（序言，第10頁）。“人道不是在五七幹校踩兩腳泥就能夠洞徹的便宜貨”，“人，人性，人道，人心，這一切在中國應當通過另外的途徑去發現”（第278頁）。顯然，所謂“另外的途徑”，就是到“窮人的宗教”、到無知無識的民眾信仰中去發現真正的人心和人道。張承誌，作為一個地道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知識階級”的這種敵視和輕蔑，其實不過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自古以來所固有的“平民情結”的一種極端化體現罷了。古代文人士大夫固然有“學而優則仕”的出頭的希望，但也隨時有淪為庶民、一錢不值的可能，他們的知識作為知識絲毫也不能使他們在精神上獲得尊嚴，因而在他們的自我感覺中總是感到自己的卑微和不足道。正是對知識本身缺乏自信和自尊，使他們的信仰隻能寄托於對群體人倫關係的情感體認，而無法建立自己獨立的內心世界和超越世俗感**之上的宗教精神。這也正是他們的“人道、人心”隻能限於某時某地的具體恩怨而不能變成一種真正的信仰的原因。看來，張承誌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深惡痛絕並沒有使他與傳統中國知識分子有什麽根本的區別，他對知識、文化的貶低和對淳樸無知的抬高，與老子的“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的“聖人之治”，與中國知識分子曆來對名言之理的不屑一顧，存在著內在的聯係。那麽，他所主張的人道、人性、人心是否比中國傳統文人、甚至“五七幹校”的落難文人們更高呢？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張承誌借助於哲合忍耶對心靈生活的執著，比起世俗的中國文人來要更強調精神對現實生活的超越，更堅持人道、人心是現實曆史的唯一標準。他甚至否定了一切由經濟、文化、學問、藝術所體現的時代，“我隻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第75頁）。他看出，在這個“無信仰的中國”，“對於追求精神充實、絕對正義和心靈自由的一切人，對於一切宗教和理想”，其“最強大的敵人”就是中國文明的核心即孔孟之道。“新生和擺脫厄運的出路隻有一條，即戰勝孔孟之道”（第147頁）。孔孟之道即世俗之道，也就是所謂“仕途經濟”（經濟=經世濟民）。戰勝孔孟之道不是靠遁世、逃世和避世，而是以心靈的豐富抗擊世俗生活的貧乏。老莊禪佛對此是無能為力的，因為它們既無力量、也無意願去向一個獨立不倚的精神世界作能動的開拓，頂多是一種自寬自解和對整個世俗的憤激的超脫。中國人一旦擺脫了儒家“名教”的束縛，便以為一切都在“不言”中了，而從來不認為精神還需要自己獨特的形式和語言表達。所以，人道、人心在中國從來不是一條衡量曆史的標準，因為它本身並無標準，不具有可以名言和規範的普遍性，而是各人心中無法說出、無法交流的體悟；一定要用作標準，那將是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曆史或標準，每個人的曆史都將互相衝突。中國曆史上“憑良心”而互相殘殺、迫害、剿滅的例子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