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麵的思想傾向上說，王朔和張承誌似乎是對立的兩極，前者是看破紅塵後與世俗同流合汙、痞，後者是堅持最徹底、最純潔的道德理想，是極端的純情。然而從精神實質來看，他們兩人卻有著原則上的根本的一致，即他們都想完全無保留地使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與最底層的民眾融為一體。這與“紅衛兵精神”、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確是一脈相承的，他們使一種圖騰式的大眾崇拜帶上了大眾固有的痞性。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一向都具有一種“民粹”意識，它曆來主張知識分子要懂得民眾的疾苦，成為民眾的代言人和救主。正如當年俄國的“民粹派”到民間去穿草鞋、吃粗糧、幹農活一樣，“五四青年”到農村去，60年代上山下鄉，“文革”的發動群眾、憶苦思甜，結果使知識分子不但大眾化、平民化了，同時也痞子化了。王朔難道不是知識分子、文化人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模範嗎？當代痞子文學隻不過是首肯了這一方向，主張要想為民眾說話，首先要放下架子，自己成為地道的民眾，即最底層的痞子，就要說痞話。一切社會都有痞子，但中國的特點是痞成為通行的規則（盡管痞本身意味著無規則、胡來、原始自然）。所以王朔在痞時感到自己真正純潔，他回歸到了自然本性。張承誌同樣拒斥對這自然本性的一切文雅和教化的提升。當代中國人的靈魂在掙紮中左衝右突，最後總是回歸到原始和兒童的純真。人們說，王朔使人感到自己成了動物。真是這樣嗎？非也！王朔把人的動物性的痞理解為純情，這無異於一種自欺。人要真感到自己成了動物，他會有種內心本真的痛苦。王朔卻感到怡然自得，超然灑脫，自我欣賞，以為這才是人的真性情，才上升到了老莊和禪悅的境界。這隻是一條自造的逃路，他的無出路正在於沒有異化感，沒有要擺脫非人狀態的內在衝動。人們又說，張承誌追求的是“清潔的精神”。真是如此嗎？非也！張承誌把人和動物之間的生存狀態作為精神保持“清潔”的條件，這種精神拒絕和害怕一切文化的發展與成熟，逃避人的生活世界。這是一種停滯、倒退、心懷嫉恨的精神，一種遏製精神的健康發展的精神。他的無出路在於這種精神骨子裏的反人文性和自我毀滅性。世紀末的中國人，要尋找的絕不是這樣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