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說張煒這本書完全是主題先行，似乎也有些冤枉。他自己自述他是“憑直感奔向了土地”（第349頁），“從具體走向了抽象”（第346頁）的。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在海邊林子和小村裏度過的，他憑記憶寫作。然而，當一個人對待生活的觀念出了問題時，再牢固的記憶也會出錯。特別是二十多年後林子和小村“什麽都沒有了”（第371頁）時，他更可以憑一點記憶的影子進行編造了。張煒在《九月寓言》中也寫到了一些具體的、有名有姓的人物，但他寫這些人物時，你總會感到好像隔了一層，感覺總是模模糊糊，不太準確的樣子。如寫小村青年們的領頭人趕鸚，我們除了知道她遠近聞名的俊，辮子長，腿長，像小馬駒一樣精力充沛，每晚率領年輕人在野地裏瘋跑之外，對她的內在的方麵就不甚了了。她和家人說話，動不動就來一段“數來寶”似乎也有些不近情理，不知她是調侃呢，炫耀呢，還是真有點傻氣；至於她“數來寶”究竟“數”的什麽內容，小說裏在十幾次提到時卻都忽略不談，似乎作者不耐煩描寫這些細節。寫禿頂工程師，跟鄉巴佬說話也那麽文縐縐的，時不時還夾上兩句英語，居然能讓趕鸚的父親“紅小兵”（一個沒有交代的奇怪的外號）對他著迷，不斷地請他喝酒鬥嘴拉呱兒，特不可信。工程師的四川籍老婆看來是個家庭婦女，作者卻讓她對丈夫說出“請讓我自己哭”這種生硬硌牙的語言來（第324頁）。他們的兒子挺芳更是一個影子，除了他孱弱無能，追求肥，挨過小村人的揍之外，他究竟是幹什麽的？上不上學，平時在哪裏？這些都不知道。又如寫龍眼少白頭，在他母親喝農藥未死的奇跡發生後，作者逼迫這個農村孩子“像受到什麽啟示一樣”順口編出了一句書生氣十足的“歌兒”：“媽媽活了，我無比歡欣！”（第133頁）還讓所有的小村青年在去工區偷雞時跟著他嚎唱“我無比歡欣！歡欣！”（第140頁）真令人作嘔。這句歌詞在小說裏反複出現，顯然具有某種象征意義，但我們在其中看不到半點“山野精神”或“民間精神”，倒像一個大學一年級學生在參加過“社會實踐”後用幾個書麵詞匯拚湊出來發表在學校小報上的一句歪詩。龍眼最後在礦井裏被砸死，死前意識到自己掏空了小村的基礎，是“有罪的孩兒”（第338頁），明顯的是用作者自己的觀念加在了這個農村孩子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