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在《九月寓言》的“代後記”（即“融入野地”）中，專門有幾節討論語言。這幾乎成了90年代純文學的一種定式，不談幾句語言，似乎作品就不夠深刻。所以才出現了《馬橋詞典》這樣幹脆敞開來談一談的壯舉。張煒說：“我總是急於尋覓一種語言。語言對於我從來就有一種神秘的感覺。人生之路上遭逢的萬事萬物之所以緘口沉默，主要是失卻了語言。語言是憑證，是根據，是繼續前行的資本。”（第344頁）“我崇拜語言，並將其奉為神聖和神秘之物。”（第346頁）但張煒的說法與韓少功有所不同，他不滿足於“相互隔離的語言”，即個別特殊的、無法溝通的語言，而要求“通行四方的語言”，即普遍共通的語言。河水流淌，大海喧嚷，鳥鳴人呼，這些都不夠。“野地”本身是無語的，“讓人親近、心頭灼熱的故地，我撲入你的懷抱就癡話連篇，說了半晌才發覺你仍是一個默默，真讓人尷尬。”（第344頁）小說中時常出現的那個象征性的大碾盤，雖然“刻下滔滔話語”，但他“不能將其破譯”，使“我感到了淒涼，更感到了蘊含於天地自然中的強大的**。可是我們仍然相對無語”，隻有“深深的陌生感”（第344—345頁）。這真是張煒寫作《九月寓言》的困惑心情的真實寫照。他大約也感到，光是一個人在那裏滔滔不絕地獨白，到頭來隻會更加感到難耐的寂寞。“無語的痛苦難以忍受，它是真實的痛苦。”通行四方的語言不在獨白中，而在對話中。作為一個作家，他不應當把語言當作內心早已準備好的某種觀念的獨斷的演繹，應當撞擊自己心中的語言，用語言撞擊語言，要有一種自我否定、自我深化、自我發現、自我產生的衝動，要有承受痛苦而不露痕跡、不動聲色的剛毅，要有麵對死亡仍能妙語連珠的幽默的天才和勇氣。這些都不是通過融入自然、通過“人性的自然鬆弛”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振奮起人的全部心力，自己與自己過不去，自己反思自己，拷問自己，將自己內心隱藏的那個向來戴著沉默的麵具的靈魂逼迫出來，哪怕它將會是醜陋不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