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曾經談到，“上帝是誰”的問題實質上是“我是誰”的問題，因為是“我”在需要或探求一個上帝；莫言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沒有興趣在自己的寫作中認真探討“我是誰”的問題，他們充其量隻能假定一個上帝（或真主），或由別人恩賜給他們一個上帝，而無法去展示、去探求、去理解什麽是上帝。隻有在史鐵生這裏，上帝的問題才立足於“我”的問題，而“我”的問題則被推到了極致，被推到了主體、作者、寫作者本身的一個悖論：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第10頁）
而正由於這個“我”是一個寫作者，所以上述悖論便直接轉化成了一個語言悖論：
下麵這句話是對的
上麵這句話是錯的（第9—10頁）
我們曾指出過，王朔在瀟灑地通知讀者“我又要撒謊了”時，他是自以為絕對真誠的，他沒有意識到語言本身的悖論。我們也曾揭示了韓少功在“梔子花茉莉花”式的真假難辨中的尷尬處境。更不用說那些一往情深、對自己的寫作狀態缺乏反思的作家了。所有這些人沒有一個像史鐵生這樣，在意識到“我”的悖論和“解釋學循環”的同時，勇敢地投身於這個痛苦的、鑽心的循環，將自己一層一層地撕裂和揚棄，從一個又一個美好的、醉人的、驚心動魄的故事中奮力跳出，看出它的虛假，將它們一一擊碎，即使隻留下絕對的虛空也在所不惜。因為這恰好表明，作者不相信有絕對的虛空，他相信毀滅即孕育著新生：
不不，令我迷惑和激動的不單是死亡與結束，更是生存與開始。沒法證明絕對的虛無是存在的，不是嗎？沒法證明絕對的無可以有，況且這不是人的智力的過錯。那麽，在一個故事結束的地方，必有其他的故事開始了，開始著，展開著。絕對的虛無片刻也不能存在的。（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