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80年代開始，文學界的“陰盛陽衰”便成了一個經常被人談論的話題。當政治經濟的話題從文學主題的寶座上謙遜地退位以後，似乎男作家們也隨之被擠到了文學園地的一隅，最精彩的戲都是由“感情化、神經質”（王蒙語）的女性作家們來上演的。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件好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寫作在大多數情況下並不是由於它在對人的靈魂的塑造上提出了什麽新的前景（在這方麵，殘雪是一個例外），而多半是由於對中國人已有的文化現狀和心靈現實作了更深入的挖掘和發現，才在當代中國文學上占有了壓倒許多男性作家的優勢地位。當然，這些挖掘和發現，離開20世紀末主要從西方接受過來的一些新概念、新視角、新形式和新的語言構架，也是無法想象的。女作家們本身就是一種新型人格的探索者，她們大都置身於男作家的“尋根”的集體無意識之外，往往能更直接更細膩地表達極為新奇特異的感觸和思想，而與傳統文化的自我意識保持著有意的拒斥關係。然而，由於她們自身固有的某些缺陷，她們雖能形成一股衝擊傳統審美趣味的情感和情緒力量，但最終往往很難定位於普遍人性的開拓，無法形成真正有力的個性人格。9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所鼓吹的“個人寫作”或“私人話語”，其落腳點仍然是“女人寫作”和“女人話語”，所表達的主題往往從反傳統滑向了反對男性，從樹立個人變質為嗬護女人。林白和陳染是這一傾向的較典型的代表。
當然，一般說來，90年代女性寫作的確對傳統男性文化是一種深刻的震動和挑戰。殘雪對當代新型人格的建設也幾乎隻有從女性的立場才有可能。但這隻是由於，中國數千年由男性建立起來的政治道德文化傳統在顯性的男性話語背後，其實隱藏著深厚的女性文化的根基。中國文化從本質上看是“女性化”的，這從男性文化本身從來無法清除的戀母、尋根的傾向可以看得出來。在中國，男子漢（即沒有被女性化的男人，如項羽、張飛、李逵等等）總是膚淺的、表麵的、無根的。因此，女性寫作揭示出中國文化這一陰盛陽衰的事實，這本身就足以摧毀由男性所建立起來的一整套思想體係的自信，成為一種前無古人的新舉動。這種舉動有些類似於“痞子文學”對實情的揭露；但也正因此而成了一種變相的“尋根”；它不能解決在摧毀了舊東西之後向何處去的問題，很可能如魯迅說的，“醒來”之後發現“無路可走”。這種尋根如果不能像殘雪那樣作為一個臨時的出發點，以便向更高的精神層次探尋，而是沉溺於其中流連忘返，以物質（男女兩性的區別）來冒充精神，就會重新墮入傳統文化（女性文化）的圈套，散發出陳腐的氣息。這大概是某些最“先鋒”的女性作家始料不及的。換言之，一個女性作家的作品，如果不能讓男性讀者也從中讀到自己的靈魂，而隻是滿足著男性的某種窺視欲和好奇心，這種作品就無法達到人道主義的層次，而將局限於女性所特有的狹隘、小氣、自戀和報複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