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棉在很多方麵都和衛慧有相同和相似之處，她和衛慧（《糖》和《上海寶貝》）的關係大約就相當於陳染和林白（《私人生活》和《一個人的戰爭》）的關係。《上海寶貝》中的“我”（倪可）和天天的愛情與《糖》中的“我”（紅）和賽寧的愛情極為相近，兩個“我”對自己的愛戀對象都使用了“天使般的”、“**的天真”、“讓人心疼”、“純潔的眼神”、“嬰兒”、“男孩”一類的字眼；盡管如此，兩個“我”都不得不在所愛的人以外的別的男人那裏使自己的情欲得到滿足。兩個“男孩”都有一個從國外寄錢回來的父親或母親，最後都毀於吸毒，“我”則要麽也吸毒（紅），要麽成為酒鬼（倪可）。兩位作家都在小說中大談其寫作，衛慧稱寫作是對人生這場“慢性病”的一種“治療的手段”（第206頁），棉棉則說“寫作帶著醫生的使命進入我的生活”（《糖》，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年1月，第119頁，下引此書隻注頁碼）。她們的寫作都是身體化的和自傳性的，都有一種對過去的決絕和對未來的衝刺，但也都由於割舍不下自身血液中所滲透著的古典式愛情理想而體驗到青春的殘酷。作為女作家，她們都說過“下輩子還做女人”的豪言壯語。當然，相異之點也不少，對此做一點更為細致的分析是很有意思的。
其實，早在1997年第1期《小說界》上發表的《一個矯揉造作的晚上》中，棉棉就以主人公“我”的口吻說過“我是個自我有問題的人，寫作帶著醫生的使命再次進入我的生活”的話。她還半是自我調侃半是認真地說：“我覺得這是唯一一件對我來說有意義的事（最近我又玩起了‘關於我的人生意義究竟何在’的憂傷遊戲）。這樣想好像有點傻，但我覺著還是可以這樣去想（我竟然有點羞羞答答起來）”，因為寫作在她看來是她最後的救命稻草。“我曾是個四處尋覓奇跡的人，而如今我莫名奇妙地預感到如果我的生命中能夠出現奇跡的話，那一定是產生於我寫作這個動作中”（“莫名奇妙”屬成語套用）。但她並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女孩”的。她在小說中自白說：“我是那種必須得守住一樣什麽東西才能活下去的女人。比如說一個男人，比如說一家小商店”，並且曾不顧一切地要和前一個情人“南南”成就一樁白頭偕老的傳統婚姻：“如果婚姻是地獄，我們也要讓這地獄閃閃發光。我們不再感到受壓迫，我們不再把自己當成反抗者我們要好好過日子了”。但南南把“我”給“廢了”。具有“臭蟲般活力的”“我”決心要活下去，“沒想到讓我要死要活的愛情最終就隻是個決心”。所以，“我”的前衛寫作其實是被逼出來的，是時代的巨變中斷了世世代代千篇一律的傳統愛情，把她推到了非得創造一種新的活法不可的境地。“我其實不是個無聊的人可常幹無聊的事比如我並不想和這個人結婚但我會向他求婚我想試試自己可以達到一種什麽樣的程度我非常渴望看到將會發生些什麽……”，“給我一雙翅膀我想飛你沒有理由不讓我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