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習慣死亡”實際上就是習慣於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和愛情生活。這一點，是在章永璘一開始想自殺，後來發現自己沒有能力、沒有興趣或沒有勇氣自己去死時，便早已真相大白了的。“自殺未遂完全敗壞了他的勇氣”，“他雖然活了下來，但從此便善於欺騙自己和善於欺騙別人”（第5頁）。於是“完了”這個詞便從此跟定了他，告訴他哪怕他處在生命力的巔峰狀態（如在**時），他也早已經“完了”。“所以他經常想到死，死亡成了他的習慣”（第6頁），正如生對於一些人來說隻是一種習慣一樣。他已經“沒有力氣和沒有心思去尋死”了。然而，章永璘自以為這次自殺演習使他上升到了一種不可言說的神秘境界，以為當他想用語言來探討死和生命的“意義”時他便“墮落”了，陷入了“華麗誇張矯情之詞”（第5—6頁），這都實實在在地暴露了語言（漢語）本身的匱乏不是別的，正是生命力的匱乏，即不得不被動地、動物式地接受自己的生死命運。當語言作為一個先於每個人的生存而編織好了的嚴密體係從“術士”的口裏一串一串被帶出來的時候（第7頁），它必然隻能是華麗誇張矯情乏味的，並且會誘騙人們在“真實的現實”上碰得頭破血流痛不欲生（第6頁）。但其實語言本應當是“存在的家”，應當是人類生命力的創意和表達。自己沒有力量創造語言，卻責怪語言的貧乏矯飾，妄想躲入“玄奧神秘”之中顯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模樣，這不僅是章永璘，而且是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思想界、文學界在能量耗盡、萬般無奈之中仍然能擺出得意洋洋的架勢的方便法門。而章永璘高出許多文化人的地方便在於，他清楚地意識到這種“失語”狀態的尷尬，並覺察到語言的山窮水盡絕不是什麽值得自吹自擂的“民族文化傳統”，也毫無耐人尋味的“深意”，而是直接把人引到了死亡麵前。章永璘發現，從他自己嘴裏出來的“愛情要以悲劇結束才顯得美滿”這句玄而又玄的、貌似深刻的話，其實什麽意思也沒有，它相當於當年勞改隊審訊記錄上的一連串“不語”和最後一句“你說要槍斃就槍斃好了”（第12—13頁）。他意識到這句故作高深的話其實“並沒有許諾什麽”，“不過是調情中無話找話罷了”（第14頁）。然而，他沒有意識到的是，當“他和女人說的每一句話最終都會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時，他“超出性欲的需要”還能尋求到什麽呢？語言的喪失就是愛情的喪失，就是事情的“結束—終點”，所以“實際上他在和她、和任何一個女人在進入愛情之前就已經負心”。他還不甘心，仍然要努力一再地提出“愛情是什麽”這一到死也未能得到答案的問題，而事實告訴他的常常是：愛情在其“最高音符”上“隻不過是**裸的肉體接觸罷了！”（第16頁）而且每當**時就有槍聲在他腦子裏爆響，清除掉了一切語言垃圾，他就會意識到死：“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