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特別是8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的作家們一提到“文明”和“野蠻”的話題，便會眼睛放光、筆底順暢起來，那傾向，大抵是說野蠻要比文明好，更美也更有刺激性。莫言的《紅高粱》曾使我們在這方麵大開眼界。遺憾的是他還隻是站在山東高密東北鄉的土埂上自吹自擂，而並沒有把擂台擺到美國去的奢望。張賢亮卻在這裏給我們提供了一幅西洋景（或“國際舞台”）。他讓“野蠻的”（或自以為野蠻的）章永璘與浸透了西方文明的台灣女導遊在同一張**較量，互相扒下了“胎膜”。“我們都同時用原始的力量恢複到原始狀態。我們都聞到了洞穴和森林中潮濕的氣味。我們一起體驗到野蠻人的快樂。從文明到野蠻和從野蠻到文明同樣艱難。但我們竟一步就跨過了一萬年。”（第92頁）“我想我們兩人大概是一人這時要從文明走向野蠻一人這時要從野蠻走向文明恰好在某一點上碰撞上了。”（第93頁）顯然，在這場文明和野蠻的較量中，代表“野蠻”的章永璘是絕對的勝利者，是控製局麵的一方，因為整個**都是向原始狀態的複歸，是向章永璘的“老家”的回歸。野蠻在自己的“家門口”打敗了文明。所以章永璘故作天真地說“這一撞把我撞懵在文明和野蠻的交叉口。我不知道是應該向文明走還是應該向野蠻走”（第93頁），實在是言不由衷。他實際上根本沒有在文明麵前自慚形穢的感覺，而隻有對自身野蠻的得意。甚至當他此時聯想到當年野蠻地遭到“槍斃”的全過程（第94—104頁）時，他仍然驕傲地想“我已經被改造成一個受苦的人而現在卻叫我去享受我便會比受苦還難受”（第109頁）。麵對現代文明的壓力他動不動就冒出一句勞改隊的痞話。他覺得既然他已經死過好幾次他這條小命是撿來的他就可以向整個世界任意發泄他心中的“暴戾之氣”。（正如王朔表明的：我是流氓我怕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