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歐洲，法國的普通法庭是最為獨立於政府的。除此之外，沒有一個國家能趕得上它。然而，與法國經常使用特別法庭不同，其他任何國家都不這樣做。法國在這兩方麵如此與眾不同，以至於人們不會把它們聯想在一起。對於法官，國王沒有辦法使用功名利祿和威懾控製他們。於是，他很快就感到，自己的行動處處受到法院獨立性的幹擾。換句話說，對於法官的命運——撤職、調離也好，封官加爵也罷，國王是沒有任何權力的。
鑒於這種情況，一旦有直接涉及王權的案件發生，就會被移交普通法庭處理。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在普通法庭之外，國王又專門設置了一種法庭。這種依附於國王而存在的法庭，在大臣和民眾看來，徒具法院的外表，唯一的作用就是，減少國王的恐懼心理。
其他的國家，比如說，在德國的某些地區，並不像法國那樣，政府沒有權力掌控普通法庭，因此，這些地區從不設立行政法院，也不像法國國王那樣，采取一些預防措施。在這些地方，法官受到國王的嚴密控製，根本不需要專員的監督。
通常，一項措施實施之後，政府緊接著聲明，總督和禦前會議全權處理這一措施可能引發的爭議和訴訟。關於這一點，隻要仔細閱讀一下國王所頒布的宣言和詔令，以及禦前會議的命令就可以看出。這些國王的旨意，大多是在君主製留存最後一個世紀的時候頒布的。最為常見的行文方式是這樣的：“除此之外，國王陛下宣告，這一命令以及附屬條令的執行，如果引起爭議的話，全部交由總督或者禦前會議裁定。對於這樣的案件，法庭和法官均不得接受審理。”
案件移交的程序，經常被禦前會議拿來使用。通過這種方式，涉及政府的案件全被禦前會議奪走了，並由他們自主處理。像這樣的案件處理方式，由於事前沒有采取防範措施，在依照法律或者古老慣例處理的案件中隨處可見。而這種調動案件的命令，就記錄在禦前會議的登記手冊中。慢慢地，這種事實變成了理論，而例外情況，便成了一種普遍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