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帝國其他地區，首都的政治優勢源自政府的性質，與其地理位置、宏大的規模和發達的經濟並無聯係。
倫敦的人口總數相當於一個侯國的人口總數，但直到現在，倫敦依然未能主宰大英帝國的命運。單靠紐約民眾便能主宰美國的命運，任何一個美國人都不會認同這一說法。雖然現在紐約的人口總數跟大革命爆發時巴黎的人口總數相當，但紐約人也不會有這樣的念頭。
相較於國內其他地區，就算是法國宗教戰爭期間的巴黎人口數，也足以跟1789年的巴黎人口數相抗衡。可這並不會對任何事情發揮決定性作用。巴黎在投石黨運動[1]時期不過是法國最大的城市，但到了1789年，它儼然已成了法國的代言人。
孟德斯鳩早在1740年時就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法國除了巴黎以外，就隻剩了那些尚未被巴黎吞並的偏僻省份。那個喜歡想入非非，卻又經常固執己見的彌拉伯侯爵曾於1750年不點名道姓地說到了巴黎：“不設立首都是不行的；但若頭部過度膨脹，就會引發中風，將身體完全摧毀。其他省份若淪為了首都的直接附屬，那麽那些省份的居民便相當於成了二等子民。若是將國內的人才全都吸引到首都，不給那些省份的居民留下任何追逐名利的機會，那會造成怎樣的後果！”其他省份的權貴、商人及那些人稱智者的人，若都被調集到了首都，就形成了彌拉伯口中私下進行的革命。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相信認真閱讀過前幾章的讀者都已了解。為了不讓讀者厭煩，這裏就不重複了。
這場革命使城市不斷發展壯大，通過這種再具體不過的表現形式來使政府震撼，從而留意到自己。巴黎的規模與日俱增，政府因此產生了恐懼：這麽大的一個城市治理起來實在太困難了。這種情況在17和18世紀表現得尤為突出。曆代國王為了抑製城市擴張，頒布了很多詔令。一方麵，他們不斷將法國的公眾生活往巴黎市區及市郊集中；另一方麵，他們又不願看到巴黎擴張。建造新的建築物是不被允許的，要是有人一定要這麽做的話，隻能在指定的偏僻地方，用最大的花費建造。所有詔令都揭示了同一件事：巴黎的擴張並未因為此前的詔令停止。在自己統治的極盛時期，路易十四曾先後六次嚐試抑製巴黎的擴張，最後均告失敗：那一道又一道詔令根本沒能阻擋巴黎擴張的步伐。可相較於巴黎城牆的擴張速度，巴黎在法國的重要性提升得更為迅速。這種結果出現的源頭是巴黎城外發生的事，巴黎城內發生的事與此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