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各個方麵都取得了進步，但為什麽有時候相較於13世紀，18世紀法國農民的境況反而更加不妙了
18世紀，法國農民擺脫了那幫封建惡棍的欺壓，並極少再被政府壓迫；他們得到了一部分土地，享有公民的自由權；但他們卻陷入了世間絕無僅有的孤獨，各個階級的人都不再跟他們接觸。這是新形式的壓迫造成的後果，需要我們另外進行分析。
裴瑞弗科斯[1]曾說，亨利四世從17世紀之初就開始對貴族遺棄了農村滿腹怨言。走出農村在18世紀已經非常常見了；這一點在當時的各類文字資料中都有記錄，還附有惋惜之詞：它在經濟學家的著作、總督的信函、農協會的論文中也都出現過。最有力的證據就在征收人頭稅的賬本中。人頭稅的征收地點是每個人的實際居住地：全體大貴族，以及一部分中型貴族的人頭稅征收地都在巴黎。
留在鄉村的貴族，經濟條件基本都不大好，沒有條件搬到別處。他們每天都跟農民們待在一個地方，我從來沒有見過富人像他們這樣。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對農民給予關照、幫助和引導，畢竟他們已不再是農民的領袖了；與此同時，他們也不會對農民艱難的處境懷有同情，因為農民們要繳納公共稅務，他們卻不必繳納，這樣一來，他們自然很難對農民感同身受；由於不了解農民的痛苦，他們也不願幫農民們分憂。他們失去了對農民的統領地位，又還未發展到將農民視作自己夥伴的程度：在此之前從未出現過這樣的情況。
這產生了某種不在地主製心理，如果能這樣說的話。相較於一般的不在地主製，它的使用頻率更高，表達的意思也更確切。正因為這樣，那些繼續留在原有土地上的貴族，在思想情感上就跟他外出時他的管家差不多；佃農在他的管家看來就是欠債人，他也持有同樣的觀點，所以他經常采用各種方法剝削這些佃農，恨不能將所有法律或以往的先例中規定該由他占有的東西全都據為己有，這樣導致的結果是，跟封建社會的剝削相比，這些封建殘餘勢力的剝削更加嚴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