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點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就是在作為大革命基礎的一切理論思想當中，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自由的觀點和偏好是最後產生，而最先消失的。
在很早以前的時候，政府這座陳舊的老屋就已經開始經受人們的晃動，它即將倒塌了，不過關於自由的論題還沒有出現。伏爾泰對這個問題關注比較少，他在英國的三年時間裏曾經接觸到了自由，不過並沒有鍾情於自由，他更喜歡英國人胡亂傳播的懷疑論哲學。而英國人的政治和法律則對他的影響很小，相對於它們優秀的方麵，他關注更多的是它們的缺點。在他的關於英國的書信的著作當中，他談論的最少的就是議會。最令他欽羨的是英國的學術自由，而政治自由給他的印象則很模糊，就好像學術自由可以在脫離政治自由的情況下還長久地生存下去。
快到18世紀中期的時候，一些文人開始專注於對行政方麵的論述，因為他們發表的很多觀點都是很相近的，所以人們就送給他們一個統一的稱號，既經濟學派或者重農學派。在曆史上，經濟學派的名氣比不上哲學家，對大革命的影響似乎也比哲學家要小。不過我卻覺得，要想透徹地鑽研大革命的真實本質，隻能到他們的作品中去尋找。哲學家的治國之策差不多總是脫離不了那些通用而不具體的理論，經濟學派並非不講理論，隻是他們的理論和現實靠得更近。一部分人在談論可以想到的事情，另一部分人則在闡明需要去做的事情。被大革命推翻的所有的體製都是他們攻訐的指定對象，對於他們來說，沒有任何一種體製可以不被他們責難。與此相對的是，大革命中創立的每一種體製，都被他們事先宣揚和傳播過。基本上沒有一種體製是未經他們的作品的醞釀就直接生發出來的，從他們那裏我們可以看到大革命當中的一切基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