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140年的時間裏，公眾事業的舞台上從來沒有出現過民眾的身影，所以人們打心眼兒裏也不相信民眾還可以走到前台。看到民眾毫無感覺，人們就覺得他們什麽也聽不到，就算人們對民眾的前途開始關切的時候，也是在他們的麵前高談闊論，就好像他們根本不在那裏一樣。人們好像就隻是對著高高在上的人說這些話，唯一能讓他們擔心的就是那些人無法完全明白他們所說的話。
他們在民眾麵前大膽地談論著那些一直壓迫民眾的殘忍而不公的行為，而他們本應是最懼怕民眾的憤怒的；他們互相揭露著政府部門那些驚人的各種劣跡，而那些政府部門恰恰是對民眾的壓迫最重的；他們繪聲繪色地描述著民眾的痛苦和低價的勞作，他們想要以此來拯救民眾，最後卻讓他們滿腔憤怒。我這裏說的並不是文人，而是說的政府，說的是政府的要員大臣們，是特權階級自己。
在大革命之前的13年，國王打算廢除勞役製度，他在命令的序言裏說：“除去個別的幾個省份（三級會議省）以外，差不多國家裏所有的道路都是由我的子民當中最窮困的那部分人無償建設的，他們除了自己的雙手之外什麽都沒有，而且道路跟他們的利益關係並不是十分緊密，而所有的重擔都落在了他們的身上。最有利益關係的是道路的所有者，幾乎全都是有特權的人，他們的財產因為修建道路而增加。人們強製窮苦的人獨自修建道路，強製他們無償付出勞動和時間，如此便把他們唯一用來抵擋貧困和饑餓的方法給搶走了，使他們為了富人們的利益而服務。”
同時人們還努力減輕工業行會製度壓在工人身上的各種負擔，以國王之名宣布：“勞動的權力是所有財產中最為神聖的財產，所有損害了勞動權力的法律都有違自然法則，都應該被看做是沒有效力的法律。現在的這個社會產生於荒誕殘暴的體製，以及自私、貪婪和暴力。”這樣的言辭是非常危險的。而更加危險的是這些言論說了跟沒說一樣。過了幾個月，行會和勞役製度重新施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