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下麵若幹例子中可以看出梵語和阿維斯特語的對應關係：
在本章的下一節裏，我們將憑借梵文與“印-歐語係”其他語種的血緣關係，尋找雅利安文明在其他文明中的遺傳信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亞歐大陸上的很多地名都顯示出與梵文的淵源。比如stan，梵文意思是“地區”，這樣我們可以發現帶有後綴-sthan的地區，如：Afghani-sthan阿富汗，Kurdi-sthan庫爾德斯坦，Kafiri-sthan卡菲爾斯坦，Turki-sthan土庫曼斯坦，Kazak-sthan哈薩克斯坦等，都可能與史前雅利安文化圈有關。再比如puri，梵文意思是“城市”，而英國的很多地名都帶有後綴-bury，應該是puri的變異，所以從什魯斯伯裏（Shrewsbury）、愛因斯伯裏（Ains-bury）、沃特伯裏（Water-bury）一類的地名就可以推測那個地區可能有使用梵文的雅利安人進入或居住過。還有梵文後綴-ia，意思是“……之地”，這個用法我們也可以在世界上很多地名裏看到：Siberia西伯利亞，Prussia普魯士，Rumania羅馬尼亞，Iberia伊比利亞，Ethiopia埃塞俄比亞，Somalia索馬裏，Tanzania坦桑尼亞，Austria奧地利，Australia澳大利亞，Scanidinvia斯堪的納維亞，Armenia亞美尼亞和Albania阿爾巴尼亞。
再舉幾個可以與梵文直接對譯的國際地名，就足以令我們驚訝於梵文曾經普及的程度：
史前超級文明圈的假設
西方人類學家於20世紀末提出了世界體係（world system）的概念。1993年考古人類學家謝拉特（Andrew Sherratt）在《歐洲考古學報》首卷發表論文《青銅時代世界體係應該怎麽樣：史前晚期地中海與溫帶歐洲的關係》，全麵地闡述了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概念：從舊大陸或全球觀點考察人類史上的重大變遷，如全球殖民、農業傳播、冶金發展與城市化的進程，還有印歐人的起源。次級產品革命大體發生在青銅時代，牛、羊、馬在歐洲的傳播大體與青銅時代的展開同步。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家養動物次級產品開發的過程。車輛運輸和騎乘使遠距離貿易和互動成為可能，西亞無疑是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中心，中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近水樓台較早進入世界體係外圍，歐洲大部分包括北歐隨之加入，成為其邊緣。幾乎同時，經濟人類學家弗蘭克從現代世界體係出發，透過中古世界體係，也發現了古代世界體係。弗蘭克主編出版的《世界體係——500年還是5000年？》已被翻譯成中文出版，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理論逐漸進入中國學術界，廣為人知。弗蘭克《白銀時代》研究了古代中國在青銅時代世界體係中的地位，他認為東西方在青銅時代就有了接觸，像西亞、中亞和歐洲一樣，中國或東亞也是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此基礎上，社科院研究員易華考察了三代青銅文化，以青銅技術和遊牧文化的起源與擴散為例證，斷定中國跟歐洲一樣，處於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邊緣地區。他在《夷夏先後說》裏總結道：“青銅、牛、馬、羊、小麥、大麥、蠶豆、牛耕、車馬、毛製品、磚、火葬、墓道、好戰風氣、金崇拜、天帝信仰等是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指示物或示蹤元素，三代中國幾乎照單全收，無疑已進入青銅時代世界體係。中國不是考古學上的孤島，更不是人類文化的死角”；“青銅時代世界體係中中國既是邊緣，也是中心。東亞處於古代世界體係的邊緣，中國又長期是東亞文化的中心。安陽殷墟是國際性文化中心，青銅時代東方獨特的世界性都市。古代世界體係中，4000年前龍山時代的中國是遙遠的邊緣，4000年後夏商周三代逐漸成了中心之一。所謂四大文明古國實質上是青銅時代世界體係的四個中心。”易華描述了這樣一幅遠古世界的景象：“帕米爾高原西邊或中亞與西亞之間有青金石之路，東邊或中亞與東亞之間有玉石之路，溝通東西的是青銅之路。絲綢之路是雙向交流的，青銅之路亦然，洲際互動在青銅時代已蔚然成風。牛羊往來，駿馬奔馳，麥浪滾滾，歐亞非三洲之間並無明確的分界線，舊大陸已形成連續互動的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