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塢，中有狂生唐伯虎。狂生自謂我非狂，直是牢騷不堪吐。
——尤侗《桃花塢》
一
一身之中，凡所思慮運動，無非是天，一身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子裏都是水。
——《朱子語類》第九十條
的確，在中國曆史上，受到命運的嚴重打擊後，“發憤著書”而終於“立言垂世”者亦代不乏人，前於伯虎的如墨翟、孔子、司馬遷、賈生、柳宗元，後於伯虎的如李贄、顧炎武、王夫之等等，但這條道路對於唐伯虎來說，卻如鏡花水月，一場春夢。其中原因，邵毅平先生在《十大文學畸人·唐寅》一文中指出：
首先，就其天性而言，唐寅終究隻是一個才子，而不是一個學者，他可以在治學立言上表現自己的聰明才智，卻無法借此安身立命。其次，唐寅少年時代的努力讀書，雖不知所用，卻懷著希望，因而是一種積極進取、充滿樂趣的行為；失意後的發憤讀書，雖已知所用，卻懷著絕望，因而乃是一種消極退縮、充滿悲涼的行為。在這樣的心情下治學，其結果也是很難樂觀的。再次，在一個功利社會中，當“三立”中“立言”不是作為前二立的補充而是作為前二立的替代時，往往成為失意者謀求心理平衡的借口，唐寅此時“立言垂世”的願望，正有著若幹酸葡萄的成分，所以隻能衝動一時而不能堅持長久。
這當然是很中肯的議論，但我以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邵先生沒有論及，這就是環境的影響。本書在第二章就敘及，15世紀中葉在蘇州活躍著一個江南才子群，如沈周、周臣、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仇英、徐禎卿等人，他們都不是學術長才，而是一批藝術怪傑。更耐人尋思的是，他們每個人都是詩畫全才，才華橫溢。他們之間又或是情同手足的親密朋友，或是意氣相投的師弟關係。一個人選擇一定的事業目標，走上一定的生活道路，除開時代和個人等因素外，總與師友分不開。誠如郭沫若在《曆史人物》中說的，師友“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關係，在一個人的成就上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數”。無疑，這些江南才子所處的經濟、政治地位相似，又都精於書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對時政和生活的態度方麵，在理想的追求方麵，必然互相影響。總之，有了上述這些複雜的原因，“發憤著書”和“立言垂世”對於唐伯虎來說隻可能變成曇花一現的空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