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名士相聚的地點在山陽，時間在魏末正始、嘉平之間，相聚後主要的事情便是肆意暢飲。當時司馬昭權勢益盛，陰謀篡竊，剪除異己。《晉書·阮籍傳》說：“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嘉平之後，竹林名士各奔前程，結局非常不一樣。嵇康龍性難馴，反抗司馬氏而被殺；阮籍韜精酣飲，委蛇自晦；向秀遜辭屈跡，以求避禍；山濤、王戎依附司馬，坐致通顯；劉伶、阮鹹與政治關係較疏，而心緒接近阮籍。盡管他們的政治態度及應付環境的方法不同，但在山陽聚飲時，都我行我素，堅持自己的行為方式，且都以談玄酣飲相友好，這當然是一段美好的人生歲月。山濤酒量很大，“飲酒至八鬥方醉”（《晉書·山濤傳》），在任荊州刺史期間，他經常去“高陽池”喝酒，每次皆大醉而歸。為此，當地人還編了一首歌謠描述了他的醉態：“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複能騎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強，何如並州兒？”“白接籬”是一種白色便帽，歪斜地戴著，還問並州籍的部下葛強，自己像不像並州的鄉親？是“真名士自風流”。阮籍聽說步兵營有人善釀酒，就求為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魏書·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阮籍鄰家有美婦人“當壚酤酒”，他與王戎便常到婦家飲酒。阮籍喝醉之後，就在美婦人身邊睡覺，以致引起她丈夫的懷疑。有人責備他不合禮教，他反而說：“禮豈為我輩所設也！”劉伶喝酒更加狂放，喝至高興處，衣服褲子全脫光。有人忍不住笑。劉伶說：“你們笑什麽？我是把天地當作房屋，把居室當作衣褲，你們怎麽都鑽到我的褲中來了？”（《世說新語·任誕》）劉伶喝酒太多以致病了，其妻哭著勸他不要再飲酒，劉伶要妻子準備酒肉，他要敬祝鬼神，自誓斷酒。然後他跪著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鬥能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完又飲酒吃肉酩酊大醉。阮鹹與酒友們以大甕盛酒，圍坐暢飲，有時群豬上來爭飲，人豬共食，阮鹹也不在乎（《世說新語·任誕》）。向秀與呂安在山陽以灌園所得，供酒食之資。嵇康是竹林派中唯一服藥而又飲酒較少者，但他醉時，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世說新語·容止》），高大白皙的身軀搖搖晃晃，煽情得很！在這以前，人們雖然也飲酒，但由於文學尚未獨立，酒也沒有被當作手段似的大量醉酣，所以酒與文人並沒有特別的因緣。漢末，隨著文學逐漸獨立，名士縱酒者日多。如孔融經常感歎：“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甚至寫有《難曹公製酒禁二表》為飲酒辯護，措辭激昂，終致棄市。八俊之一的劉表，專為飲酒做了三種酒爵，大號七升，中號六升，小號五升。客如醉酒臥地，就用帶針的棒子去刺，看其是否真醉（見《全三國文》卷八魏文帝《典論·酒誨》）。如果是偽醉，則拉起來罰飲。但在程度上，飲酒還沒有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還沒有成為他們的最主要的特征。隻有在竹林七賢的酣飲論道之後，酒才成為文學“永恒的主題”，酒也才成為封建文人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