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酒的第三個目的是自我超越，取得一個物我兩忘的自然境界。王忱曾感歎說：“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複相親。”王薈說：“酒自引人著勝地。”王蘊說：“酒正使人自遠。”（均見於《世說新語·任誕》）這就透露了此中消息。什麽是形神相親、人人自遠的勝地呢？我以為，魏晉以後，特別是正始以後，思想文化形態上發生了諸家思想的多元融會和每家思想的多向演化。儒、釋、道三家思想在彼此的擊撞衝突中尋找契合點，以道化儒，出儒入道，援道入佛。莊子以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佛說以為，“若能空虛其懷，冥心真境”。道家的本無之義與佛家超越感覺的真實而去把握永恒虛寂的涅槃境界原來就存在某種微妙的聯係。同時，士林中的高蹈之風助長了人們超塵脫俗的精神追求，援道入佛使“無為”之說與般若精義妙相契合，從理論上將人們，特別是從事文學創作的知識分子導向一種永恒的寧靜和無所滯礙的空靈境界。竹林名士大多是文學之士，他們對“真”境的追求是必然的。然而，這種境界平時卻不易達到，因為一個人無論怎樣避世，到底免不了世情的牽累，很難真正做到“空虛其懷”。隻有在飲酒中，在酩酊大醉中，在酒精的興奮作用下，才能醺醺然於冥想中產生一種超脫現實的幻覺，做出驚世駭俗的舉動，達到“真”的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說，酒是竹林名士追求超越的意境美的渡舟。劉伶曾寫有《酒德頌》，文中虛擬了一位嗜酒怪誕的大人先生，實則是作者的自我寫照，稱酒後的妙處是“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睹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視萬物之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無疑，這種物我兩忘的境界正是文學創作所需要的心境。從竹林名士起，酒就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酒徒非名士，有之；名士非酒徒，似頗罕見。以後，“李白鬥酒詩百篇”“一曲新詞酒一杯”等，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