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棄醫從文之後在文學方麵取得的第一個重要成果，是從日文和德文翻譯並出版外國文學作品。
自19世紀末以來，以嚴複為代表的對外國社會科學論著的翻譯，以林紓為代表的對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如洞開的窗戶外的歐風美雨給知識界帶來的新鮮空氣，使魯迅這一代莘莘學子心曠神怡、激動不已。
也許因為深感這些風貌各異、炫人眼目、動人心魄的“舶來品”的確使自己受益匪淺；也許以此意識到國家振興、民族新生的出路在於廣泛的文化交流和必要的“拿來主義”，魯迅很早就把文化引進和交流的重擔挑在自己的肩頭。
早在1903年翻譯出版凡爾納的《月界旅行》之前，魯迅就有《斯巴達之魂》和《哀塵》在《浙江潮》第5期上發表。前者為古希臘城斯巴達勇士抗擊侵略軍愛國故事的譯述，後者為法國作家雨果的短篇小說，是魯迅正式翻譯外國文學的第一篇作品。為翻譯雨果的作品，魯迅購買了八大冊的《雨果作品選集》。
把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當作一件重大的事情鄭重計劃並著手進行，是從籌備《新生》開始的。登載外國文學譯作，本是計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項任務，主要由魯迅和周作人共同完成。魯迅從日文和德文翻譯，周作人從英文翻譯。
在廣泛的搜集、選擇與閱讀中，魯迅把向中國同胞介紹外國作品的選擇眼光集中到東歐。魯迅後來回憶說，那時候他特別注意的“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了東歐”。“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花布裹頭，去助希臘獨立”的英國詩人拜倫以及波蘭的複仇詩人密茨凱維奇，匈牙利的愛國詩人裴多菲，菲律賓詩人、民族獨立運動領袖、為西班牙政府所殺的黎薩等。而對當時風靡於日本文壇的自然主義文學，以及正負盛名的德國作家霍普德曼、蘇德曼，挪威的易卜生等人不大去注意。顯然，魯迅的翻譯和介紹，是為了“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和激發國人對於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與魯迅兄弟共同籌辦《新生》的好友許壽裳也說：“他們所譯偏於東歐和北歐的文學，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為他們富於掙紮、反抗、怒吼的精神。”獨特的選擇，是魯迅追求的用文藝改造人、改造社會的目的和魯迅的精神氣質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