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小說集》繼續出下去的計劃受挫，激起魯迅往德國去的欲望。這原因，除了德文水平已有相當高的程度外，他也很想實地考察和了解西方。因為通過日本、日語了解西方，畢竟沒有走出站在東方認識西方的圈子。若能由日本到德國，由亞洲到歐洲，深入西方的腹地感知西方的文化，他相信可以在更為廣闊的時空領域，尋求到更有價值的“立人”強國的良方。
遺憾得很。
魯迅說，“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這時我是二十九歲”。這“幾個別的人”，就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以及周建人。其時二弟作人在日本立教大學還未畢業，卻已和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結了婚，費用不夠了，必須由魯迅資助。魯迅便不能不回國謀職了。
已經成為自強自立的“新人”，已經將救國救民的重任承擔在肩的“新人”，一踏上依然“風雨如磐”的“故園”，必然與必須改造的環境和急需啟蒙的民眾處於緊張的矛盾衝突之中。是屈從還是對抗？是既屈從又對抗？是屈從中的對抗還是對抗中的屈從？早已剪掉辮子的魯迅還得受頭上的“辮子”和精神上的“辮子”的雙重困擾：
一到上海，首先得裝假辮子……裝了一個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來或者被人拉下來，不是比原沒有辮子更不好看麽？索性不裝了，賢人說過的：一個人做人要真實。
但這真實的代價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時，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兩樣了。我從前是隻以為訪友作客，才有待遇的，這時才明白路上也一樣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惡罵。小則說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為那時捉住奸夫，總是首先剪去他辮子的，我至今還不明白為什麽；大則指為“裏通外國”，就是現在之所謂“漢奸”。我想，如果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於這麽受苦，假使沒有了影子，那麽，他恐怕也要這樣的受社會的責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