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舊曆除夕之夜，魯迅獨坐錄碑，無換歲之感；1918年除夕之夜，魯迅與劉半農、周作人熱烈地討論著如何在新的一年裏在《新青年》上開設新的欄目。
從1917年到1918年，魯迅從一個時代跨入另一個時代——沉入古代去的魯迅突進到開創新天地的先鋒隊伍中來。
多年來沉浸在古籍碑刻之中，在文化流傳、學術演進的意義上，魯迅的勞苦價值自不容忽視；但在個人精神狀態的層麵上，則屬於解脫精神苦痛填補精神寂寞的無奈選擇。
魯迅骨子裏是一個慷慨激昂的人。他慷慨激昂過，而且慷慨激昂得可以。留日時期的棄醫從文是明證，洋洋灑灑的文言論文是明證，《新生》的籌辦與選定《希望》作插圖也是明證。但魯迅隻得到經驗：“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讚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鬥的，獨有叫喊於生人中，而生人並無反應，既非讚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嗬，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慷慨激昂的程度與荒原感、寂寞感成正比。
《新青年》。原名《青年雜誌》。1915年創刊於上海。1916年更名《新青年》，同年底遷到北京。陳獨秀主編，五四時期倡導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刊物
魯迅的深入骨髓的荒原意識和寂寞感受由來已久，而且，“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如大毒蛇，纏住了我的靈魂了”。“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於我太痛苦。我於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沉入於國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後來也親曆或旁觀過幾樣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為我所不願追懷，甘心使他們和我的腦一同消滅在泥土裏的，但我的麻醉法卻也似乎已經奏了功，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那親曆或旁觀的更寂寞更悲哀的事，便是比《新生》更有希望的辛亥革命的居然失敗，袁世凱的居然稱帝，張勳的居然複辟，他的辮子軍對於沒辮子的人們居然那麽“氣焰萬丈”，中國的情形居然一天天壞下去。這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的魯迅萬萬沒有想到的。痛苦，苦悶，甚至徹底絕望了——魯迅許多年唯一的願望，是在抄古碑中暗暗消去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