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到1933年六年間魯迅的雜文，基本上收在《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這些集子裏了。單是集子的取名，就顯出內容的特征。
創造社的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魯迅為有閑階級中人：“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於是魯迅順手取而用之，把1927年至1929年革命文學論爭期間的雜文集命名為《三閑集》。在這段時間裏，魯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閱讀和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方麵，在為數不多的雜文中，對當時中國社會的分析，對文藝與革命、思想與藝術等關係的論述，對作家世界觀問題、階級屬性與意識形態關係等問題的論述，顯然反映出研讀科學的文藝理論時的思考成果。
1930年，有禦用文學家給了魯迅一個“文壇貳臣”的徽號，魯迅覺得也對，自思“對於時事，即使未嚐動筆，有時也不免於腹誹，……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又，對於自己出身的那個舊的社會，那個舊的階級，確確實實是早就心存“二心”了，“隻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階級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於是，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將1930年、1931年的雜文結集為《二心集》。更加自覺地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站在最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立場上，把文學作為爭取“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一翼”，把自己從事的文學事業與無產階級整體的革命事業，與爭取大多數被壓迫人民獲得解放的鬥爭緊緊聯係在一起，是魯迅30年代思想意識的一個突出特點。在階級陣營分明，階級鬥爭激烈的時代，魯迅高高舉起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幟，是他棄醫從文以來，用文學改造人、改造社會的必然的思想發展與實踐選擇。這樣的思想發展，主要在他的雜文中體現出來。與前期的雜文相比，從《二心集》開始，魯迅的文化視野更加寬廣，更為博大。30年代急劇的社會變動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他的雜文中有了更迅速、更深刻、更全麵的反映。麵對30年代國民黨政府的文化圍剿，魯迅予以針鋒相對、不屈不撓的抗爭。魯迅前期雜文中突出的社會批評、文明批評的豐富內涵，在新的時空領域裏也獲得了擴充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