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容州雲：“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77]
而他認為要使詩歌具有這種“韻外之致”和味在鹹酸之外的“醇美”，詩人就必須具有“直致所得，以格自奇”的本領，能描繪出“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的藝術形象[78]。更為深刻的是，他認為作為一個詩人，最起碼的條件是明白以“道”為詩不是詩的道理，並自覺地作更高的追求（“知道非詩，詩未為奇”[79]）；而“直致所得，以格自奇”的詩，與寓“諷諭、抑揚、渟滀、淵雅”於風、雅、頌、賦、比、興等六義之中的詩是不同的[80]，按許印芳的說法，它隻能得之於詩人能用“精義內含，淡語亦濃；寶光外溢，樸語亦華”的語言形式“就現前真景，抒寫成篇”，讓“其妙處皆自現前實境得來”的審美能力和藝術素養[81]，這無疑深化了劉勰、鍾嶸等人的理論。司空圖的自矜之句，如“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日帶潮聲晚，煙和楚色秋”“曲塘春雨盡，方響夜深船”“棋聲花院閉，蟠影石壇高”“綠樹連林暗，黃花入麥稀”“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等，也的確能以“現前實境”含“韻外之致”。他在《二十四詩品》中推崇具有“遇之匪深，即之愈稀”“如將不盡，與古為新”“落花無言，人淡如菊”“空潭瀉春，古鏡照神”“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等特征的詩，也是這種審美觀的體現。
宋代，被廣為傳頌的梅聖俞的一段話，把這種審美理想說得十分清楚明白，據歐陽修《六一詩話》載：
聖俞嚐語餘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島雲：‘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雲：‘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餘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合駘**，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