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袁枚也認為不能以禪論詩。他的理由是，在禪出現之前，像《詩經》那樣的好詩就出現了，所以詩好不好與禪並無關係。他說：“《毛詩》三百篇，豈非絕調？不知爾時，禪在何處，佛在何方？”並認為：“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還認為用“工妙”的語言寫出令人“感發而興起”的詩，是詩歌創作的目的，而這與禪是沒有關係的（《隨園詩話》補遺卷一）。如前所述，詩人和詩論家重視禪，僅僅在於禪啟發了人們的審美自覺，深化了人們對詩歌的認識，並沒有人認為在禪出現之前，人們沒有自發的審美行為，沒有對詩歌的一般認識。因而袁枚所說，是強詞奪理。如果像明僧普荷所理解的那樣，詩與禪都是對人生某種境界的體悟，“禪而無禪便是詩，詩而無詩便是禪”，禪不過是不立文字之詩，詩不過是立了文字的禪，那麽具有普泛意義的“禪”意更貫穿了詩歌史的始終，可以說“千古詩中若無禪，《雅》《頌》無顏《國風》死”（《詩禪篇》）。袁枚出於標榜“性靈說”的需要，竭力羅織詩禪相通論的罪狀，以“性靈說”抵製對詩歌進行更深入的體會和認識，是不足取的。
7.認為妙悟即比興。吳喬說：
詩於唐人無所悟入，終落死句。嚴滄浪謂“詩貴妙悟”，此言是也。然彼不知興比，教人何從悟入？實無見於唐人，作玄妙恍惚語，說詩、說禪、說教，俱無本據。
（《圍爐詩話》卷五）
又說：
詩之失比興，非細故也。比興是虛句活句，賦是實句。有比興則實句變為活句，無比興則實句變為死句。
（《圍爐詩話》卷一）
這就是說，“比興”是“妙悟”的切入點，“不落死句”就是“妙悟”；而用了“比興”就可變“死句”為“活句”。說來說去，歸結為一點，就是“比興”即“妙悟”。這是頑固的“比興”論者對“妙悟”說的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