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有多種說法，一般認為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佛教已在西域和中國內地流播，長期流傳的永平年間（公元67年左右）漢明帝因夢見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法的故事，則是佛教在中國進一步傳播的證明。人們甚至相信，公元前10世紀周昭王、穆王之世已知有佛，孔子知道“西方有聖焉”，秦始皇也與佛徒打過交道。後來，更有“老子西行化胡”之類的編造。即使對於漢明帝永平求法的事實，人們也為它添上了白馬馱經由西域迤邐而來的形象的說法。總之，印度佛教在兩漢之交已越過喜馬拉雅山的阻隔，找到了另一塊既有“駿馬秋風冀北”又有“杏花春雨江南”的土地，並在這塊土地上播種、萌發、開花、結果。
然而，橘逾淮北則為枳。佛學傳入之初，便與道術方士共存並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其後，則與魏晉玄學合流，一步步中國化了。如果說在傳入初期，佛學表現了一種入鄉問俗的謹慎；在與莊玄合流時，既有知遇的喜悅，又有自負的傲慢，那麽，到隋唐以後，由於得印度佛學真傳的“唯識宗”倏爾煙滅，也由於真正的中國佛教——“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的崛起和風行，它不得不更進一步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熔爐裏熔化、重鑄，融匯在中國文化的洪流裏，成為集儒、道、釋之大成的宋明理學的一個構成部分。從此以後，它單行的不過是一些不再昌盛的宗教組織，骨子裏有用的部分早已為中華民族文化所消納了。
這當然又是一部有趣的曆史，自有專家學者去撰述，我們注意的則是，與上述印度文化比較起來，中國文化突出的特征是什麽？它又如何浸潤著佛學，使佛學開出了“禪宗”這一朵光彩奪人的奇葩？
我們認為，與印度民族偏重人生問題，為了“我”的生命的超脫而厭棄自然、社會，尊崇以我為中心的信仰意誌不同，也與西方民族偏重自然問題，為了征服世界而長時間較少尋求人生歸宿，同樣尊崇以我為中心的知性權威不同，中華民族總是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問題上采取中庸的態度，追求的是不絕對貶抑任何一方的不同形式的人和自然、社會的統一。如果說，無論是以人的信仰意誌或人的知性為中心而否定或無限製地征服自然，在天（自然）人關係上都是采取“天人對立”的立場，那麽，中華民族力圖協調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則是一種“天人合一”的觀念。正是在這個觀念的孵育下，印度佛教才產生了中國化的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