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種子既已撒播在新的土壤上，自然要結出新的果實。如果說先秦時代便在中國形成的“天人合一”觀隻為佛教來華準備了一塊與印度不同的思想土壤，那麽，魏晉時代封建士大夫階層“適意會心”人生觀的形成就為佛學的中國式蛻變降下了催生的雨露。
由於複雜的社會政治原因，先秦時代的“天人合一”觀在漢代的主要成果是前麵已經提到的董仲舒“天人感應宇宙圖式論”，它承傳的主要是《周易》陰陽五行的框架和孔孟重社會倫理道德以及荀子重“禮治”的內容，盡管它為封建社會政治的大一統作出了不可抹殺的貢獻，也體現了文治武功一時頗足自豪的“炎漢”氣魄，但嚴重地壓抑了個體的發展、個性的形成，漸漸成了人們精神的桎梏。及至漢末喪頹、兵革頻仍、群雄割據、國家分裂，人們才沉痛地反思：宇宙和社會真是那麽等級森嚴、井然有序嗎？服從這種森嚴和有序，天下就會太平、人生就會幸福嗎？總體的“宏偉”目標能代替個體的健全發展嗎？結構龐大繁瑣、注經式的學問是天下唯一的學問嗎？人們在痛感家國之憂時，不唯信仰動搖，也渴念著新的思想、新的變化和發展。於是，魏晉時代前後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強了對人生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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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下戰國末期至漢代社會思潮的嬗變是有意思的。為了迎合社會政治形勢的發展，荀子已對他的先輩子思、孟軻進行了清算，說他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誌大”“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荀子·非十二子》），不過是借孔子欺世盜名罷了，而他自己則提出了完整的合乎封建製度需要的禮治理論，為漢代“獨尊儒術”埋下了伏筆；與此同時，從老子出的韓非為迎合權術鬥爭的需要，提出了為建立中央集權專製統治服務的“法治”（實為“君治”）思想，構成了漢代統治階級“外儒內法”的另一方麵內容。這些，再加上老子的“無為”觀念，經過秦王朝呂不韋在《呂氏春秋》、漢代劉安在《淮南鴻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裏的多次綜合，便形成了漢代社會政治上的主體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