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從春天到夏天，懷南特一直麻煩纏身。其中既有工作問題，也有個人事務方麵的困擾。就在這個時候，懷南特接到了克萊門特·阿特利（Clement Attlee）的電話。阿特利當時是工黨的領袖，同時身兼英國副首相一職。阿特利表示，自己需要大使伸出援手，幫忙擺平一起棘手的國內危機。而這起危機，和英美兩國之間的同盟關係並無關聯。
英格蘭北部的礦工正在舉行罷工，事發於當年的6月初，英國的戰時生產和脆弱的國民經濟，因此遭遇了嚴重威脅。那個當口，盟軍的戰略形勢已經跌落穀底，德軍不但即將奪取蘇伊士運河，在蘇聯戰場似乎也勝利在望。困難當前，煤礦罷工來得實在太不合時宜——當時，阿特利、貝文和聯合政府當中的其他工黨閣員曾經費心努力，想要勸說工人放棄遊行。但是罷工者並未改變初衷。而後，阿特利方才轉向懷南特求援。那麽，大使會不會奔赴杜爾漢姆、幫助副首相渡過難關呢？
一場國內的勞資糾紛，卻要美國大使參與斡旋，如此做法無疑十分新鮮，甚至像革命一般大膽。不過，阿特利很清楚，懷南特是個深得英國工人喜愛的人物。30年代中期，兩人便已相識，作為“國際勞工組織”的一分子，懷南特曾經接受工黨方麵的邀請而走遍了深受大蕭條困擾的英國各地。為了緩解失業帶來的矛盾，他還給出了不少建議。出任大使期間，懷南特也多次離開倫敦，拜會了不少礦工和產業工人。“他對勞工階級的了解簡直非同一般。”一位國際勞工組織的同仁如此評價懷南特，“他出身富裕家庭，但是一開口卻和貝文一樣工人味兒十足。要知道，貝文可是勞工子弟。”
有那麽一次，前往威爾士南部巡訪的懷南特經人介紹，認識了兩位駐足路邊的礦工。搭上話之後，雙方交談甚歡。“他很了解這些工人，工人也很了解他。”負責牽線的工黨議員阿瑟·詹金斯（Arthur Jenkins）發覺，“打那以後，我還和這些工人打過不少交道，他們真是三句話不離大使。幾分鍾相處下來，他們就成了約翰·懷南特的鐵杆朋友。”詹金斯還表示：“大部分英國人都覺得：如果我們能在決策機構當中招攬一批懷南特那樣的人，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