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美國一個多月後，吉爾·懷南特站在國會眾議院的主席台上，環顧著華盛頓的政治和軍事精英——在他前麵就座的是眾議院男性議員、參議員，最高法院的法官，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以及內閣成員。杜魯門總統坐在最前排，懷南特的正下方。埃莉諾·羅斯福坐在杜魯門後麵，現任美國陸軍參謀長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坐在附近。這些人聚集在此追思16個月前去世的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追思會組織者要求懷南特擔任唯一發言人。“我很高興你來作這次演講，”羅斯福夫人對他說，“沒人比你更合適。”
懷南特當天對羅斯福的總結也可適用於他自己。“他敢於希望，”前任大使端詳著他的上級兼朋友的遺像說，“在大蕭條的黯淡時期以及殘酷的戰爭歲月，他從未放棄希望。他敢於希望和平，相信和平，並為和平奮鬥……他信任人類，認為我們的共和國是偉大的全人類共和國的一部分，唯有依賴於此，真正的和平才能長存。”
但世界不存在真正的和平，並且對吉爾·懷南特和其他許多人而言，和平的希望渺茫。愛德華·默羅說：“通常戰爭結束後，鮮有勝利者會感到如此不安和恐懼，會認為未來一片模糊。”偉大的同盟已經瓦解，冷戰開始，其主要政治衝突在於德國加入東歐。
就德國的戰爭賠償，蘇聯和之前的西方同盟也陷入糾紛。另外，它們也並未按照最初的計劃行動——在德國建立戰後民主政府，然後撤兵——而是準備將臨時占領區變成永久占領區。正如懷南特所擔憂的一樣，對德國的劃分最終導致了“各個獨立國家勢力的形成，仿佛是水密艙”，切斷了蘇聯、美國、英國和法國四個占領區之間的自由活動。
“二戰”結束前，懷南特和歐洲谘詢委員會的其他主要代表人——英國的威廉·斯特朗和蘇聯的費奧多爾·古謝夫——就戰後德國的發展，希望製定出一個全麵的長期政策。然而，他們的努力遭到美國和蘇聯政府的挫敗。“關於在戰勝德國後建立一個怎樣的歐洲，各個盟國似乎都沒有明確的想法，”曆史學家丹尼爾·J.納爾遜（Daniel J. Nelson）寫道，“也沒有對戰後歐洲的總體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