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極為熱切地向那些厭倦了現代小說的人們推薦伊拉斯莫斯，很多比較膽小的朋友寫給這位學識淵博的人的信中，都有常見的警告：
“我聽說，你想寫關於路德爭議的小冊子”，有個長官寫道，“希望你能夠謹慎一些，因為你可能冒犯教皇，他可希望你好好的。”
另一個人寫道，“有剛從劍橋回來的人告訴我，你要出版一本短文集。看在上帝份上，不要引起皇帝不快，這樣或許會惹來殺身之禍。”
伊拉斯莫斯需要考慮到的，一會兒是魯汶主教，一會兒時英格蘭國王，一會兒是索邦神學院的教職人員，一會兒是劍橋的神學教授。如果沒考慮到他們，作者就會失去收入，或者失去必要的官方保護，甚至落入宗教裁判所的魔掌，遭到車裂而死。
現在，作為刑車的輪子已經成了博物館裏的東西，宗教裁判所也已經關門幾百年，獻身於文學的人也不再需要什麽保護，“收入”這個詞在曆史學家們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也已不再提及。
不過，聽說我要寫一本“寬容史”，來自各方的另一種忠告信和建議信開始湧進我那與世隔絕的陋室。
“哈佛大學不讓一個黑人住學生宿舍，在您將來出版的書中一定要提一下這個最讓人遺憾的事實。”一位秘書說到。
或者，“馬薩諸塞弗雷明漢當地的三K黨，開始公開抵製一位自稱是羅馬天主教徒的水果商販，您一定會在您的書中想說一說這件事情。”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無疑，他們說的這些事情都是很愚蠢的，都應當受到譴責。然而，它們似乎不屬於關於寬容的書的內容，隻不過是惡劣的行為，缺乏體麵的公共精神。它們與官方的不寬容形式存在很大不同。官方的不寬容通常與國家、教會的法律密切相連，這種不寬容讓迫害善良公民成了一種神聖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