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組織的社會”認為，應該把社會的長治久安置於首位。但是，那些智慧和精力非凡的人卻認為，世界的進步都是個人努力所致，而非大眾努力所致，因此，個人的權利比大眾的權利重要得多。為寬容而進行的鬥爭，是“有組織的社會”與那些非凡的個人之間長期鬥爭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承認這個前提是正確的，那麽，我們可以推斷，在任何一個國度裏，寬容一定和大多數民眾所享有的個人自由程度成正比。
過去，一位非常開明的統治者對他的孩子說過，“我堅信‘待人寬容如待己’的原則，我期待所有心愛的臣民對他們周圍的人們表現出寬容，否則就要承擔一些後果。”
當然，這種情況下，熱切的民眾會趕緊儲存大量的上麵莊重刻著“寬容第一”的官方徽章。
這些突然的轉變，是因為他們害怕皇帝陛下的劊子手。這種轉變一般不會太長久。而且，皇帝除了威脅外，還必須按照政治實用原則，循序漸進地進行知識教育，才能讓這些轉變有效果。
這樣的幸運情況在十六世紀後半葉的荷蘭共和國曾經出現過。
首先，這個國家有幾千個半獨立的城鎮和鄉村，在這裏生活的多數是漁民、海員和商人，這三種人習慣於行動自由。他們的行業特點決定了他們做事果斷，並對偶然出現的情況做出正確判斷。
我絕不是說，他們比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更聰明、頭腦更開闊，但是，苦幹和不屈不撓的勁頭，讓他們成為了北歐和西歐全部穀物和魚類的搬運者。他們清楚，天主教徒的錢和新教徒的錢是一樣的，他們更喜歡付現錢的土耳其人，而不喜歡要賒欠六個月的長老派成員。因此，這裏是進行寬容小實驗的理想地方，而且，正好有個合適的人，來到了合適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這個合適的人，是在合適的時候，來到了這個合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