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自黨的六大之後，已有近七年的時間沒有參加中央舉行的會議了。加之他自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以來，一直是扮演向屬下發號施令的角色，因此，他在出席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三天之中，似乎就沒找準自己的位置。他忽而理智地意識到自己是向中央匯報的部屬，忽而又因話不投機想習慣地擺一下架子……簡言之，不僅張國燾自己覺得演得太累，而且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也感到他有點可笑。然而令張國燾，同時也令其他與會者難以容忍的是，他就像是一個蹩腳的演員，在嚴肅的政治局會議上堅持唱獨角戲，和多數與會者發生衝突。對於像博古這樣直來直去的批評話語：“你那個進攻西康的計劃是行不通的，那裏是少數民族地區，人少糧少，紅軍不但無法在那裏立定腳跟，而且沒有退路，國民黨軍隊來了，很容易把我們封鎖住，這就成了甕中捉鱉了。”他就像賀子珍回憶的那樣：“他氣死了，在會上暴跳如雷，大喊大叫。”但是，他對毛澤東操著惋惜的口吻說的這句話：“可惜了，那時你們已經到了漢中，為何不繼續北進？”他的內心中卻感到惶恐不安，因為他清楚毛澤東是在轉彎抹角地批評他放棄川陝根據地。
說到張國燾放棄鄂豫皖蘇區和川陝根據地，可以看出他目無中央、獨斷專行的軍閥作風。
黨有黨紀，國有國法。換句話說，也就是俗話說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比方說，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就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方針大計、組織變動，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與認可。雖說遵義會議是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絡的情況下，由中國共產黨決定召開的一次曆史性的會議，並改組了黨的領導機構。但是會後，黨中央也必須根據共產國際的章程補辦手續，並得到共產國際的追認。這就是在遵義會議之後，中央先後派出潘漢年、陳雲離開紅軍，潛入上海，轉道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遵義會議有關情況的原因。同時，也說明新當選的中央領導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負責同誌，是有高度的組織原則性的。出於同樣的規矩，鄂豫皖中央分局是中共中央的一個派出機構，作為分局書記的張國燾這樣老的同誌，自然清楚有關鄂豫皖蘇區、川陝根據地的方針大計及組織變動，必須得到中共中央的批準與認可。即使是和黨中央暫時失去了聯絡，隻要做出重大的戰略和組織變動，就必須派出專人向中央報告，並得到中央的追認。但是，張國燾卻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由，事前與事後均不向中央報告，先後擅自決定撤出鄂豫皖蘇區與川陝根據地。對於張國燾擅自決定撤出鄂豫皖蘇區，事後成仿吾同誌曆經千難萬險，潛往上海，在魯迅先生的幫助下找到黨中央，報告了張國燾目無中央以及丟失鄂豫皖蘇區所造成的嚴重後果。關於擅自撤出川陝根據地，事後徐向前做了如下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