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想借此奪取黨權的王明等人而言，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這一決議。為此，他們利用自身的優勢和能量，集合黨內各種反對六屆三中全會的勢力，一起把矛頭對準了瞿秋白、周恩來，以及經六屆三中全會選出的中央領導。一時間，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央領導成員變成了他們攻擊的靶子。而且，勢頭一天比一天大，調門一天比一天高。在王明他們看來，時下的黨中央，在他們強大的攻勢之下隻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了，塌台隻是時間問題了！
對此，周恩來認為黨中央必須作出反映，其中，對帶頭鬧事的王明等人，也需要給予有理有據的批評。為此，他於12月1日，在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會議上作批評立三路線的報告時，不僅嚴肅地點名批評他們反對中央和拒絕組織分配的錯誤，而且還“指出陳紹禹在與李立三的爭論中，有許多觀點如‘奪取武漢’、‘革命轉變’等問題，與柏山（李立三）同誌是同樣的錯誤。”第一次嚴肅地指出：當前“尤其要反對有小組織傾向的同誌之超越組織的活動”。
誠如史家所評說，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是有許多問題的。它不但沒有從根本上揭露李立三的“左”傾錯誤，而且還站在比李立三更“左”的立場上來反對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把他的“左”傾錯誤當作右傾來反對，從而為王明推行更“左”的機會主義路線鋪平了道路。請看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中這段最有代表性的指示：
隻有完全和布爾塞維主義不相幹的人，才會把這種路線當作退卻。中國共產黨正是在執行這條路線的時候，並不是退卻，而恰好相反，正是進攻。革命並不停止，而是展開著。任務並沒有降低，而恰好相反，正是具體地和實在地成為革命底任務。武裝起義底方針已經抱定了。應當用布爾塞維克的堅定精神和一貫精神，用列寧主義的堅持精神，去準備和組織武裝起義。共產主義的先鋒隊一定要去教育、團結、組織群眾，把他們引導到決戰的陣地上去。不要消極，而要進行布爾塞維主義的群眾工作。不要談論武裝起義的“左派”空談，而要切實準備和組織武裝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