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元月13日，張學良由南京移往蔣介石的發祥地奉化溪口，先在武嶺學校住了兩天，後遷居雪竇山中國旅行社，交由軍統局“管束”。
不久，滯留西北的東北軍將領，在營救張學良的策略上發生了嚴重對立，並於2月2日發生了少壯派軍官孫銘九等人刺殺王以哲將軍的“二·二”事件。為使東北軍將領步調一致，以便辦理善後，何柱國將軍奉命飛赴溪口晉見張學良將軍。
張學良將軍獲悉王以哲將軍被殺始末以後，在給於學忠將軍的信中寫了這樣兩句話：“弟不肖，使兄及我同人等為此事受累，猶以鼎芳（王以哲將軍的字）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說起，淚不知從何處流。”當他獲悉周恩來為平息東北軍自相喋血，冒著生命危險去王以哲將軍家吊唁，同時，還冒著諸多非難把少壯派代表人物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轉移到紅軍駐地以後，他深情地矚何柱國將軍轉告好友：
“我為國家犧牲一切，交了一個朋友，希望各袍澤今後維持此一友誼。”
有關張學良和周恩來相交經過，一直為海內外所矚目。由於政治、曆史諸多原因，傳雲紛呈，莫衷一是。就是張學良將軍最近談到周恩來，也僅說了這樣一些話：“周恩來先生我非常佩服……這人說話一針見血，沒有什麽委曲婉轉繞彎，雖然他是那麽大的一個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說話直截了當，人很聰明，我倆見麵感情極好。”然而他們交往的內容是什麽呢？他依然是守口如瓶。
蔣介石調任張學良將軍出任西北“剿總”副司令之職有兩個目的：其一，進剿陝北紅軍以及就要到達陝北的中央紅軍；其二，為安撫張學良將軍，采用失之東北而收之西北的策略，製造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矛盾，從而達到節製楊虎城等西北軍將軍的目的。而張學良將軍就任此職，也是有著自己的想法的：“陝匪劉子（誌）丹股不過數千，而陝政當局本係舊好，又曾托人對良有過表示，自能合作。而西北可做杭日後方根據，何不應命。”把話說白了，張學良將軍意以二十萬東北軍，從速消滅數千陝北紅軍，把西北當作救亡抗日、打回老家去的根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