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荀子成為“另類”哲聖的，除了他的“性惡”論，還有他的“法後王”論。
“法後王”是針對孔、孟的“法先王”理論提出來的。所以後來評價荀子這一思想時，就把他與孔、孟對立了起來，認為孔、孟的“法先王”是複古主義的理論，要求後世永遠要認同祖先的經典，是“厚古薄今”的曆史觀。而荀子的“法後王”正好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後世不必保持祖先的的經典認同，而立足於當前，是“厚今薄古”的理論。這種認識是有一定片麵性的。到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期間，荀子“法後王”的理論更被貼上“厚今薄古”的標箋，這個標箋一貼，索性就把荀子從儒家陣營中剝離出來了，荀子就這麽稀裏糊塗地成了“法家”。
荀子的本意，“法後王”與“法先王”從內質上並不是完全對立的。
儒家講王道政治，都要用曆史上實行王道政治最為成功的例子來證明王道的可行。孔子言必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言必稱“吾從周”；孟子亦“言必稱堯、舜”。荀子決不是不要“法”這些“先王”，他提出的問題的歸旨在於，如何才能“法先王”而不使先王之道中斷。從上古至今，聖王有很多，因為年代久遠，隨著時代的推移，其禮法逐漸失傳，如何恪守先王之法？荀子因此才提出了“法後王”的思想：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而裭。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