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韓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要講韓非，就應該先講講法家。
《漢書。藝文誌》：“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治。”這句話基本上說明白了法家的來由。理官是什麽官？為什麽說法家出於理官？
所謂理官，就是執掌刑罰的官，相當於後世之刑部。最早，“刑”與“兵”是並用的。所以當時講的“法”也就包括了軍事方麵的內容，主要是用來對付外族的。其後，文明演化，社會進步，以前專用於對付異族的“法”，開始普施於一般的百姓，所以春秋時代法治的觀念才應運而生。
法家的先驅之一管仲在他的著作《管子。君臣下》中說：“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爭。於是智者詐愚，強者淩弱，老幼孤弱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初民時代，沒有產生社會等做觀念，沒有君臣上下的分別，甚至沒有產生婚姻製度，還處在群婚雜居階段，大家互相爭鬥，聰明的欺騙愚鈍的，強者欺侮弱者，老幼孤弱的沒有安身之處，所以就有智者借眾人的力量來製約那些強梁的暴虐之人。為老百姓興除害，實施道德教化，老百姓就以他們為楷模。接下來，《管子。七臣七主》篇又說：“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樞言》篇也說：“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為之法。法出於禮，禮出於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法的作用，就是興功除暴；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令的作用，就是讓百姓步調一致去做事情。因為人性好爭鬥，人心過於強悍，所以才製訂法。法出於禮，禮出於治。管子崇尚法，也強調禮治的教化作用。管子處在一個由儒向法的蛻變時期，所以他的法治理論介乎於儒、法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