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紀曉嵐所創造的人格化的鬼神世界之外，還有一個別具洞天、異彩紛呈的世界，那就是狐的世界。
有清以來，文言小說中出現了大量的寫狐仙、狐妖的作品，最早的是蒲鬆齡的《聊齋誌異》。可以說，《聊齋誌異》的出現，帶動了清代狐仙信仰的興盛與狐仙信仰地域的擴大，同時，也開啟了文言小說創作談狐的風氣。清代此類題材的小說最多，從數量上說遠遠超過了從漢晉到明代的總和，其中影響較大的中長篇，有《妖狐豔史》《蕉葉帕》《狐狸緣》《綠野仙蹤》《九尾狐》等等。筆記小說有：和邦額的《夜談隨錄》、長白浩歌子（即尹慶蘭）的《螢窗異草》、袁枚的《新齊諧》（又名《子不語》）、樂鈞的《耳食錄》、屠坤的《六合內外瑣言》、湯用中的《翼稗編》、宜鼎的《夜雨秋燈錄》、俞樾的《右台仙館筆記》、李慶辰的《醉茶誌怪》等等。
當然影響最大的還得數《聊齋誌異》和《閱微草堂筆記》。《聊齋誌異》中寫到狐仙的有七十多篇，《閱微草堂筆記》中則有二百餘篇，占全書總量的百分之二十強。在清代文言筆記小說中，《閱微草堂筆記》寫狐算是拔了頭籌。
狐本是自然物，但幾乎沒有任何一種動物能像它一樣，被賦予了那麽多意味深長的文化意義。不論是在文化形態中還是在文學作品中，它都不是以它原生態的形式出現的。遠在被初民作為狩獵對象的時期，它就獲得了超物質的品性，被誇張、變形，成為某種象征符號，成為神秘的文化載體。
紀曉嵐對狐有很獨到的見地，他說：“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間；仙妖殊途，狐則在仙妖之間。故謂遇狐為怪，可；謂遇狐為常，亦可[10]。”人與物不同類，狐則在人與物之間；陰間陽界是兩個天地，狐則在陰界與陽界之間；仙與妖不是一路，狐則在仙與妖之間。所以說遇到狐可以說是怪異的事，也可以說是平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