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一生寫了那麽多“恭和聖製”的詩篇，做了那麽多歌功頌德的文章，上了那麽多道謝恩折子，這些文字也不全是為了討皇帝的歡心。他感恩的情感是真實的，因為乾隆皇帝的體恤，他的官職才一再擢升，擁有了一個文臣最高的榮耀。他對乾隆皇帝的欽敬也是發自內心。當然這其中也有一生揮之不去的恐懼感。
學術活動是紀曉嵐一生的主要支撐，他一直是官方學術工作的領導人，凡有編輯之役、修書之事，他必在其間。他曆充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通史、通誌、通典）館提調兼纂修官，“功臣館”總纂官、《勝朝諸臣殉節錄》總纂官、國史館總纂官、方略館總纂官、《職官表》總纂官、《八旗通誌》總纂官、實錄館副總裁官、會典館副總裁官等。他一生中領導和參與了多少重要典籍的編修，不可勝數。
但他一生情懷所係，還是在於《四庫全書》。
白蓮教平定之後，嘉慶皇帝得以有精力過問《四庫全書》的後續工作了。
嘉慶八年（1803）四月初二日，嘉慶皇帝諭示內閣：“《四庫全書》內，恭繕皇考高宗純皇帝聖製詩文，存貯諸閣，奎文炳煥，垂示萬古。惟聖製詩自四集以後，文自二集以後，俱未繕寫恭貯，理宜敬謹增入。此外，如《八旬萬壽盛典》及續辦方略、紀略等書，亦應一體繕入庋藏。尚書紀昀係纂辦《四庫全書》熟手，著即詳細查明，開單俱奏[1]。”
紀曉嵐奉諭，立刻查核清楚有關書籍情形，並製定出增補計劃上奏。他提出，不僅乾隆末年所有在《四庫全書》告成之後纂輯的聖製欽定各書應續行添入，且當今皇帝所有禦製欽定諸編，亦應一並續入，以昭重華克協，文命覃敷。紀曉嵐檢索乾隆五十年（1785）以後至本年前纂成之數十種書籍，開列清單呈奏，並同時擬定了辦理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