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的文化專製在乾隆二十年（1755）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接連發生了幾樁文字獄案，讓庶常館裏的庶吉士們觸目驚心。
當年二月，乾隆皇帝親自製造了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
胡中藻為鄂爾泰門生，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進士，曾外放廣西學政。二月二十一日，廣西巡撫衛哲治奉上諭，將胡中藻提督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唱和詩文查繳，差安人送京。胡中藻之詩集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句，乾隆皇帝說：“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乾隆皇帝說：“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
乾隆皇帝決定以胡中藻案為突破口，打擊鄂爾泰、張廷玉兩派越演越烈的黨爭。
在辦理《堅磨生詩鈔》案的過程中，發現鄂爾泰的侄子，甘肅巡撫鄂昌與胡中藻往來親密，敘門誼，論杯酒，命逮京按治。後劉統勳又從鄂昌署中搜得其詩稿、信劄，中有狂悖語。其中《塞上吟》一詩，稱蒙古為“胡兒”，且聞其弟鄂容安差往北路軍營，則雲“奈何！奈何”。時廷議依大違律論胡中藻淩遲，詔議斬後棄市，算是“從寬”，鄂昌即以比附標榜問罪，複以其詩中語係怨望，實為忘本自詆，賜令自盡。因其書劄內有史貽直為子史奕昂請托補甘肅之缺一書，因此史貽直也受到“以原品休致”的處分，並通曉知之。乾隆皇帝諭令：嗣後，八旗滿州須以清語、騎射為務，如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來往者，一經發現，決不寬貸。
這起文字獄案，實際上是給全國各地官員做了示範性的指導。
在乾隆皇帝的帶動下，各地官員望風希旨，將皇上在製造胡中藻一案時使用的強拉硬扯、穿鑿附會、深文周納等方法照搬不誤，一時之間，各種不同類型的文字獄案大量出現，把全國各地的文字獄推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