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1759），紀曉嵐奉命典試三晉，以翰林院編修充任山西省鄉試正考官。
第一次出任考官，就做了正考官，紀曉嵐一時招來多少羨慕的目光。時年錢大昕主山東、朱珪主河南，而他們的座師介福則典試浙江，自己的門生在短短五年內，就能獲得鄉試主考的資格，介福感到無比欣慰。紀曉嵐赴任之前，介福諄諄教誨：“科場為國家取人才，非為試官取門生也，一定要恭謹此事。”在一些人眼裏，鄉試、會試不是替國家網羅人才、培植後進的途徑，而是受賄發財、市恩結黨的大好機會。
後來寫作《灤陽續錄》時，紀曉嵐講過科場中的一些事情：鄉試、會試中，考生的試卷是分房審閱的，由各房考官推薦給主考，來決定取舍。所謂“十八房”，蓋源於此。因為每房中考官錄取名額有定數，而評選試卷的優劣標準也不盡相同，於是就有了“撥房”的製度。可是科場撥卷，受撥的意多不愜。因為撥房官要對整個撥房過程嚴格把關，這個關把嚴了，所撥之卷被黜落，就會得罪主考和原房官。把關太鬆，有時撥卷的水平尚不如自己房中的落卷，心理也難以平衡。而且這種利用定額本身就有彈性空間，考官之間可以暗中互相串通舞弊。所以那些正直的考官，寧肯少中也不受撥。雍正十一年（1733）會試，楊農先評閱的試卷中，有十分之七是從別的試房中撥入的，楊先生毫不介意，他說：“諸卷實勝我房卷，我不能存門戶之見，顛倒黑白。”乾隆七年（1742）會試，諸襄七前輩不接受別的試房撥來的試卷，他的試房中僅被錄取七張卷，總裁官也就隨他的便。聞靜儒先生選出的本試房第一的卷子，總評時排在第二十名，王銘錫的試房中竟沒選出第一名來。任釣台前輩卻一房中有兩個第一名，這張卷子是從金雨叔前輩的試房中撥來的。這麽一來，金雨叔也是一房之中有兩個第一了。當時對此都沒有異議。所刻的同門卷，紀曉嵐都親眼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