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開始，乾隆皇帝正式發布禁書令，頒諭軍機大臣和各省督撫：“應將可備采擇之書開單送館，其或字義觸礙者，亦當分別查出奏明，或封固進呈，或請旨銷毀，或在外焚棄，將書名奏聞，方為實力辦理。”
乾隆皇帝對各省查處違禁之書辦理不力很不滿意，他對各省督撫說：“你們各省進到書籍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
他特別強調：“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抵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並指明：“此等筆墨妄議之事，大率江浙兩省居多。其江西、閩粵、湖廣亦或不免。豈可不細加查核？”他指示：“至各省已經進到之書，現交《四庫全書》處檢查，如有關礙者，即行撤出銷毀。”責令江浙並各省督撫：“於已繳藏書之家，再令誠妥之員前往明白傳諭，如有不應留存之書，即速交出。……若此次傳諭之後，複有隱諱留存，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承辦之督撫等亦難辭咎[2]。”
曠日持久的禁書運動由此拉開了帷幕。
這場運動，一直持續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告結束。
這道禁令並沒有收到預期的結果。九月八日，浙江巡撫三寶奏稱：“臣諄諄囑令，凡有不經之書，均飭送核。複不時到局，親加檢閱，從未見有荒誕不經、語涉抵觸、應行銷毀之書，擅敢撤留不解者[3]。”九月九日江蘇巡撫薩載奏稱“俟有交出書籍，當即固封呈進，候旨銷毀[4]。”隻是一個表態，並沒有查出什麽違礙書籍。接下來江西巡撫海成、兩江總督高晉、安徽巡撫裴宗錫、閩浙總督鍾音等均奏“無詆毀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