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動天地，百族相綢繆；天地不能言，聖賢為嚨喉。
——《偶然作》
愈到老年，鄭板橋愈是經常陷入藝術的沉思，他的藝術觀點也愈來愈鮮明。
鄭板橋生活的康、雍、乾時期是清王朝的“全盛時期”。通過對各族人民，尤其是對漢族人民的血腥鎮壓，清政府統治較穩定了，從而經濟日趨繁榮，社會日漸安定。與此同時，對於知識分子，清統治者采取麻醉與鎮壓相結合，在“博學鴻詞”科的招牌下，大興史無前例的文字獄。總之，所謂“康乾盛世”，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並沒有緩和下來，隻是被一些虛假現象暫時掩蓋著罷了。相反，封建社會本身所不可克服的許多弊病正越來越充分地暴露出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即將走到它的盡頭了。
在這樣一個封建社會的“回光返照”時期，中國知識界的反映是很消極的。一方麵，統治階級誘脅“藝文之士”為他們粉飾太平；另一方麵，知識分子也要求全身遠禍。於是，知識分子中有些人淪為統治者的幫凶鷹犬，有些人成為了當權者的學舌鸚鵡；大部分人或醉心科舉製藝，埋頭故紙；或沉湎金石考據，逃避現實。詩壇上，王士禛、沈德潛論詩標“神韻”“格調”，創作求“超脫”“擬古”，形成日益脫離現實內容的形式主義詩風。書壇上，“館閣”流行，呆板臃腫，毫無生氣。畫壇上，北方有“四王吳惲”，南方有“金陵八家”，他們以黃公望為遠祖，以董其昌為近宗，模古襲古，形成了“人人大癡，個個一峰”的僵化局麵。
鄭板橋才識過人，詩書畫三絕，對於當時文藝界的狀況，他是頗感不滿的。他的同鄉、朋友杭世駿任翰林編修時，板橋寫信說：
君由鴻博，地處清華，當如歐陽永叔在翰苑時，一洗文章浮靡積習，慎勿因循苟且，隨聲附和，以投時好也。數載相知，於朋友有責善之道，勿以冒瀆為罪，是所冀於同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