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學術以名、法二家的複興為先導，這已是學術界人所習知的事實。蓋漢末魏初社會麵對兩個最嚴重的問題，一是士大夫風氣的浮華虛偽，名不副實；一是社會秩序的大解體，亟須重建。前者源於漢代以察舉取士，天下以名節相尚，而名聲來自品題吹拂，末流乃至於情偽百出，名實相乖；後者則源於東漢宦官、外戚與士大夫的長期爭鬥及農民大起義，以致統治機器崩潰，割據勢力蜂起。麵對這兩大問題，控名責實和建製立法自是當務之急，名、法二家的理論於是重新得到統治者和學術界的重視。從統治者一麵來說，曹操一係列抑浮華、求實才、壓豪強、嚴刑法的措施就是明證；從學術界一麵來說，則王粲、傅嘏、劉劭等人的精研名理則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說：“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這是非常簡練中肯的描述。後來道家思想成為魏晉學術的主流，但學術界對名、法的興趣並未喪失。尤其是名家，它的重邏輯、究名實的作風顯然為清談家所喜愛，成為談說論辯時的準則和利器，所以“名理”一詞一直沿用下去，並且義域擴大，成為邏輯思辨的代名詞。
西晉學者魯勝曾為《墨辯》作注，其書已佚，《晉書》本傳存其敘，首段雲：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110]
這段話反映了當時學者對名家重要性的認識，他們認為名家的學說對政治與學術都有正麵的意義。盡管各家學說不同，在“正名”這一點上，是大家一致的。因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大家都得研究名家，大家都得從這兒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