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經自東漢初年（公元1世紀中葉）傳入中國，經過兩百五十多年的傳播，到晉室南渡前後已頗流行，尤其在上層人士中。讀《世說新語·文學》《言語》等篇，我們很容易發現，東晉以後，佛徒相當活躍。他們來往於貴族名流之間，成為社會上一支不可忽視的勢力。同時佛理也逐漸侵入學術殿堂，成為清談家們研味探討的對象。當時的名僧高僧往往也同時是很高明的清談家，他們常常出現在貴族名士們的清談集會中。他們不僅精通佛理，而且熟悉玄學，既談佛，又談玄，玄佛互參，相摩相扇，為清談增添了新的內容和新的色彩。
《世說新語·文學》記錄東晉清談資料共四十五條（二一條至六五條），其中涉及清談內容的三十二條。在這三十二條中，與佛經佛理有關的就有十二條（二三、三〇、三五、三七、四〇、四三、四四、四五、五〇、五四、五九、六四）之多，占百分之三七點五。東晉談佛之盛於此可以想見。
佛理為什麽會進入清談，而且成為清談的重要內容呢？這可以從佛理和清談兩方麵來看。從佛理一麵看，是佛理需要借清談來傳播，尤其要借清談才能打進貴族學術圈；從清談一麵看，是清談可以接受佛理，且需要佛理作為自己的新鮮血液。
先看第一麵。其時佛經傳入中國不久，尚未生根，尤其未在上層及學術層生根。佛教要求發展，要得到貴族知識分子的承認，隻有借中國固有的學術來詮釋，並借當時流行的方式來傳播。因此在當時佛經闡說中大量采用一種所謂“格義”的方法，即用中國原有經典中的精義與典故來比配佛經中的道理，以便於中國信徒的理解與接受[122]。而要這樣做，就要求佛徒，尤其是那些以高僧自許的人，熟悉中國原有經典。事實上，他們當中也的確有不少人，對於“外典”[123]下過很大功夫，其熟悉程度不亞於當時最高明的清談名士。《世說新語》中就有不少這樣的名僧，而以支遁為傑出代表。關於支遁和其他精外典、善清談之名僧，我將在本書的第六章中加以敘述，此處暫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