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從漢末黨錮到魏初約五十餘年是魏晉清談的醞釀期，則從太和初至正始末這二十餘年就是魏晉清談的成形期。太和初，年輕的荀粲來到京師洛陽，帶動了一批與他同樣年輕的十八九歲、二十歲的貴族子弟何晏、夏侯玄、傅嘏、裴徽、鄧颺等人[244]，在當時已經頗為流行的談論風氣中掀起了一場理論性的革命，其旗幟是探討六經背後的聖人微意，即性與天道。這場革命在明帝禁浮華後暫停，而於正始初在何晏的領導下複興，到正始後期因王弼、鍾會等的加入而達到**，逐漸奠定了後來被稱之為“玄學”的一種新學術的理論基礎。這種新學術的主要內容是用“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的基本架構，把道家思想（及其他非儒家思想）引入儒家，最後融合儒道而加以新的發展。漢末以來流行於士大夫中的雅談風氣從此一變而為探討、切磋此種新學術的專門性清談。
這時期的清談在魏晉清談史上是一座聳然屹立的高峰，引起後世清談家無窮的仰慕，尊曰“正始之音”，屢見於文籍。如《世說新語·賞譽》五一條雲：“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於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複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複絕倒。’”又《文學》二二條雲：“殷中軍為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為之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245]
“正始之音”無論在內容、形式乃至風標上都為後世清談樹立了堪稱典範的榜樣。
在內容方麵，這時期的清談有著極其堅強的理論支撐。這時是魏晉玄學的奠基時期，理論創獲特多，像荀粲的“六經皆聖人糠秕”論，何晏“貴無”論、“聖人無喜怒哀樂”論，王弼的“聖人體無、老子是有”論、“聖人有情，應物而不累於物”論、“名教出於自然”論、“得意忘言”論，傅嘏、鍾會等人的“才性”論等等，都可以說是從來沒有人說過的破天荒的理論。清談有了這樣嶄新的內容作話題，其能引人入勝，引起熱烈爭辯是可想而知的。後世的清談家也提倡“拔新領異”、欣賞“尋微發幽”，但除郭象、支遁等一二人外，很少有人接近正始間何、王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