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文論殷浩時曾經說過，殷浩晚年大讀佛經，一方麵同他被廢之後的心情有關，另一方麵，恐怕也是為了保持他的首席清談家的地位而不得不然。為什麽為了保持首席清談家的地位，就不得不大讀佛經呢？這就同魏晉學術思潮的發展有關了。質言之，就是恰當殷浩生活的那個時代，佛教已經打進學術領域，逐漸成為清談中必不可少的話題，一個清談家從前隻要熟悉中國傳統的典籍（佛徒稱之為“外典”），尤其是“三玄”就夠了，但現在還得熟悉新從外國傳入的佛教典籍（佛徒稱之為“內典”），否則就不能算一個好的清談家了。殷浩早年未讀佛經並沒有妨礙他成為一流清談家，晚年不苦讀佛經則無法保持首席清談家的地位，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從殷浩的青年到晚年，亦即鹹康至永和前後，或說公元4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正是這一變化急速進行的時代。
佛經自東漢初年傳入中國，開始時傳播的速度相當慢，西晉乃稍稍流行，至東晉突然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同時期的北方，也大建廟宇，廣修佛像，佛教成為一個大勢力。但東晉時中國南北佛教的發展在許多方麵都有明顯的差異。北方佛教主要在中下層人民中發展，偏重於迷信儀式、崇拜偶像，直接與政治、經濟及普通人的生活發生關係，反對者也往往采取毀寺廟、殺僧徒之類的實際行動。而南方的佛教卻主要是在上層人士尤其是知識分子中流傳，偏重於思想、哲理的研味與探討，因而迅速進入學術領域，同玄學與清談結合起來，在中國思想史上放一異彩。
南北佛教發展方向之不同，原因當然很多，最根本的原因應當是南北社會文化的差異。而引起南北佛教向不同方向發展的最初契機則是晉室的南渡和士族的南遷。蓋當晉室及士族紛紛南奔之時，佛教徒中的上層分子，即原來出身於士族的僧人也隨之南渡，而佛徒中的中、下層分子則多半留在北方。留在北方的僧人大多沒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又有原來的寺廟可以依靠，於是便向宗教的外在形式這一麵發展。而出身於士族的上層僧人文化程度高，他們年輕時即已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熟悉外典，出家後又精研佛家之內典，南渡後一時沒有寺廟可以依靠，大多出入達官貴人之家成為食客，同時又因為熟悉內外典而成為談坐上的談客。或者反過來，以談客而為食客，借此解決生計問題。《世說新語·假譎》一一條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