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所涉及的主要是林先生本書的基本理論框架在自身邏輯上的一些毛病。可是，一種理論盡管在邏輯上不嚴密，甚至有明顯的自相矛盾，如果它還能用來很好地解釋某些事實，這就還不是不可救治的毛病，它甚至還很可能包含某些真知灼見。林先生的本意也正是如此。他明確主張不要過分重視邏輯與方法論，要“放棄對邏輯與方法論的迷信”（第400頁）。盡管對邏輯的這種蔑視使他在理論上得到了某種別人所不敢奢望的自由，以致演變成了對事實的蔑視（如我們已指出的）。不過他提出“我們要精讀原典，同時要隨時隨地進行自我批評”（第400頁）的研究途徑，總還是令人振奮的，在這方麵，我等“過分提倡邏輯與科學方法並強調‘方法論’的重要性”、因而“使自己的思想變得很膚淺”之輩，想必是不能望其項背的。既然林先生這樣強調“自我批評”，他大概也不會反對別人對他略加批評的吧。
我們先來看看林先生對陳獨秀思想的批評。我們本可以指望在這裏看到一些“實質性”的研究，然而，大約林先生自己也還未能徹底克服“對邏輯和方法論的迷信”的緣故，除了對陳獨秀思想深處民族主義根源的揭示還算中肯之外，他總是不由自主地要把陳獨秀的思想納入他那個抽象的理論框架之中，以為隻要做到了這點，對陳獨秀思想的分析就算完成。這就不能不使他的許多分析“變得很膚淺”了。
林先生對陳獨秀思想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他的全盤反傳統之上，因為“陳氏代表整體性反傳統主義（全盤否定傳統論）的直接反映”（第353頁）。但是，陳的這種傾向是從哪裏來的？林先生看到，在《新青年》的頭幾期中，陳氏的全盤反傳統主張尚未完全形成（第109頁），直到1916年11月以後，他才明確了“將孔教作為一個整體給予一係列猛烈的抨擊”（第117頁）的態度，其直接原因就是康有為等人在袁世凱死後再次重申要將孔教定為國教的舉動。按照通常人的邏輯，這一事實所說明的是：辛亥革命後國人常有種錯覺，以為帝製的覆滅就是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體（這種錯覺竟直到今天還盤踞著林先生的頭腦，見第23、24、28等頁）；袁世凱竊國暴露了這種想法的虛幻性，使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一大批知識分子感到，中國社會政治體製的牢固根基乃是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於是才致力於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批判。正是袁世凱和康有為的尊孔複古活動才使陳獨秀等人最後看清了，儒家禮教是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暴露出來的一切弊病的大本營。曆史和現實生活本身給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們提供了集中攻擊的目標，指出了思想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