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的這本書，攻擊得最厲害的還是胡適。這種攻擊，集中點仍是胡適的全盤反傳統和全盤西化論，特別是後者。林先生認為，他抓住了胡適理論上的一個重要矛盾，這個矛盾是胡適本人也未意識到的，這就是：“胡適既主張進化地改革中國傳統，又主張全盤摒棄這一傳統”（第139頁，又參看第158、164、165頁等處）。在林先生看來，胡適的這一“矛盾”隻有通過將矛盾的一方宣布為假，將另一方肯定為真才能解決：“事實上，胡適的改革主義不能從表麵價值來理解，而應把它理解為一種假改革主義，也就是說，他的改革主義是在中國推行全盤西化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實質上，在胡適的意識中占統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盤西化主張為基礎的全盤性的反傳統主義”（第140頁），為此，林先生在胡適的“改革主義”上加上了引號（第145頁）。
林先生既然這樣斷然地作出了明確的結論，本應當感到他在對胡適思想的分析中得心應手才是，本應當毫不猶豫地把胡適的一切改革主義言論都稱為虛假的才是。但奇怪的是，從林先生的具體分析來看，他似乎又對如此簡單地處理這一“極為繁複的問題”（第353頁注①）並沒有充分的自信。他先是承認了胡適早期的改革主義態度還是“真誠的”，隻是在“發現了杜威的思想”之後才有了“決定性的轉變”（第148頁），但後來又認為，在此之後，胡適仍然“相信”即使接受杜威的方法也“可以不必舍棄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分而把它轉變成現代性的一部分”（第153頁），即使在這時，他的全盤西化學說也“不可能含有完全拒絕中國傳統的意思。因為根據胡適的定義，中國的全盤西化，通過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傳統‘有機式地吸收’現代西方文化而實現，這就意味著西化是以本民族科學傳統為基礎的，盡管這傳統的某些成分因與現代文化不協調而將在這過程中遭到淘汰”（第153—154頁）。林先生在這裏又並沒有說他的這種改革主義是“假的”。林先生甚至還承認，當胡適估計到全盤西化不可能實現卻對此表示讚賞，表示“樂意看到中國文明保持在本民族的基礎上”時，這種“情感”正是他的“文化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第156頁），盡管這並未改變他全盤西化的主張。可見，林先生所發現的胡適這一“終身矛盾”，在林先生的分析中也傳染給了林先生本人。也許，這根本就不是胡適的什麽矛盾，而本來就是林先生自己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