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麵不厭其煩地對林先生本書中一係列論斷進行了分析，其目的無非是要指出，中國現代史上最具衝擊力、對曆史進程起了最為實質性的促進作用的時代精神——五四精神，在它的偉大目標尚未實現的今天，已經被許多學識淵博的碩學鴻儒們失落了。不過，對於這一點，似乎也有必要進行一番澄清，這就是：什麽是五四精神？
在林先生自己看來，我的這個結論對他將會是太過分了，因為根據他對五四精神的解釋，他不僅沒有失落它，反而還真正高揚了它，他才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繼承者。在“附錄2”的《五四式反傳統思想與中國意識的危機——兼論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一文中，他對“五四精神”作了如下明確的界定：“什麽是五四精神？那是一種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是直接上承儒家思想所呈現‘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的”（第335頁），“這種使命感發展到最高境界便是孔子的‘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悲劇精神。……這種入世的使命感是令人驕傲的五四精神，我們今天紀念五四，要繼承這種五四精神，發揚這種五四精神”（第336頁）。
這就是說，五四精神就是傳統儒家士大夫“憂國憂民”的精神，它的最高境界就是孔子精神，五四隻是孔子精神的較低層次的表現。可是，這種膚淺的概括難道能表達五四精神的實質嗎？根據這種概括，我們不是也可以說，五四精神就是康有為尊孔複古的精神，就是張勳複辟時前清遺老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精神？這不就等於說，五四精神就是“反五四精神”？絕不是隻有五四人物才有範仲淹式的胸襟，溥儀在偽“滿洲國”“居廟堂之高”時，他和他的“大臣”們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精神”，恐怕並不在孔老夫子之下。林先生要界定五四精神的實質，看來還需要一些更具體的內容，不然，他對“五四精神”的這種謳歌頌揚的高調不是太空洞了一點嗎？他為什麽隻把陳獨秀、胡適、魯迅這“三位最著名的領導人物”（第7頁）作為五四精神的代表，而不選中康有為和國粹派？他不會是找錯了對象？如何才能將五四人物與複古倒退的鼓吹者區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