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石砩先生
在理論和學術探討中，情感一定要基於理性，否則就會成為一種不合理的、與現實格格不入的、無任何出路的情感。
石砩先生的《為“大孔子學說”的情感一辯——與鄧曉芒先生對話》一文[40]，針對我的《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和情感——評胡國亨先生〈獨共南山守中國〉》[41]提出了不同看法。拜讀石文，一個最突出的感覺就是：該文關注的主要是情感，而不是理性。盡管我的文章中談“理論”的部分比談“情感”的部分要多將近一倍的篇幅，石文卻仍然隻抓住情感來做文章，這大概不是偶然的。石先生指責我在批評胡先生和“新保守主義”時“並沒有恪守客觀和理性的原則和尺度，相反帶有過分強烈的情緒色彩”，並主張對胡先生的“大孔子學說”的情感“加以理性和客觀的分析”。這的確令人高興並寄予希望。但讀完石文，我絲毫看不出石先生的“理性和客觀的分析”表現在什麽地方，無非還是用一種情感去辯護一種情感，反對另一種情感罷了。
1.首先，石先生認為我批評胡先生的理論脫離中國現實生活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大孔子學說’的立論，恰恰是基於對目前中國現實生活的密切關注和對中國文化前途的深切擔憂”。這種論證一開始就把兩個不同邏輯層次的問題混為一談了。一種理論是否基於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和擔憂，與這種理論本身作為一種學說是否脫離實際，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曆史上一切空幻的烏托邦，例如給現實帶來巨大災難的“文革”烏托邦，無不是基於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和擔憂。僅憑胡先生講的是中國目前現實弊病的救治之法就斷言他的理論沒有脫離中國現實生活，這正如僅憑醫生為病人看病就斷言他定能開出好藥方來一樣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