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答石砩先生
我倒不以為“新批判主義”的理想目標能夠完全實現，它必定隻能和傳統達成妥協；但沒有這個目標，則連妥協也達不到，隻有沉淪。
繼我的《情感的位置——答石砩先生》一文[60]之後，石砩先生又提出了新的駁論，即《關於第三種道路及其他——再與鄧曉芒先生對話》[61]。顯然，石先生這篇文章比上篇文章分析得細致多了，這無疑有利於澄清一些由表達的不確切帶來的誤解。不過，問題似乎還有進一步深入的餘地，即使無法達成共識，也可以擺明真正的分歧在哪裏。為此，我願再與石先生繼續商討。
1.我曾提出，石先生以“大孔子學說”的立論是“基於對目前中國現實生活的密切關注和對中國文化前途的深切擔憂”，來證明“大孔子學說”沒有“脫離中國的現實生活”，這種證明就像主張一個醫生基於對病人的關注和擔憂就一定能開出好藥方來一樣不通。對此，石先生申辯說，他“並沒有停留於此，而是進一步分析了‘大孔子學說’對目前中國現實生活的解釋及對中國未來前途的構想”，即第一，近代以來中國雖然選擇了現代化，“但我們的現代化始終停留在表麵和形式上”，“一方麵摒棄了本身優良的傳統，但卻保留了壞的一麵；另一方麵，吸收了西方最表麵及膚淺的文化，卻沒有攝取其最優秀的一麵”，所以，“這表明，如果我們漠視中國的傳統與特點，盲目地追尋西方文化及其衍生的現代化，結果不僅無法達到西方文化所承諾的理想社會，相反將付出極高的代價，甚至是自我毀滅的代價”。石先生認為，“大孔子學說”這一對中國現實的評估是“比較深刻和值得珍視的”。第二，“大孔子學說”認為西方文化對個體的關注“是現代西方社會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所以無論從中國文化看還是為救治西方文化計，均應“以孔子學說為核心，引進智性、智性中的德性、西方的製度、西方的‘消極性’自由的概念，以及佛教的靈性，從而建立和開拓一個‘大孔子學說’”，所以這“是一種以對人類存亡的關懷作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並麵對目前人類麵臨的現實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而提出的現實理論”。